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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空前——想当初东吴御晋之时，据说在长江上有大小舟船约五千艘，乃是自汉末荆、扬相争以来，将近一个世纪，陆陆续续积攒起来的。而等晋灭吴后，南北统一，不必要再在长江上维持那么强大的水面力量了，战船遂逐渐毁弃，要等王敦南渡后，才重新收拾、整顿，前后不过十来年，加上物资相对匮乏，乃不能恢复东吴极盛时之貌。
然而，以之对敌华人的巢湖水师，已是绰绰有余。
王敦原本对王应、沈充联手，且前后夹击，摧破巢湖水师，便有一定信心，但钱凤规劝他，且不说王应、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对手，即便狮子搏兔，也当用尽全力啊。唯有合兵东向，才有必胜之算，否则万一前军遭受挫折，导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师主力，东行则可左右战局，西进却作用不大。要知道荆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虽有汉水纵贯，终究浅窄，不便楼船驰骋。荆襄之地用兵，必须水陆相配合，而咱们虽在水面上占据绝对优势，陆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难求必胜之策。还不如全师押上，先破陶侃，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才有希望收复失地，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
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以小舟夹杂其间，作为警护，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柴桑到濡须口，千里之遥，无须停留宿营，数日便至，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华人舟师主力已至，正与我军激战，我军尚且未露败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端坐楼船之顶，闻报不禁笑道：“陶士行不过尔尔，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况乎我百橹千帆，蔽日而下啊？”
钱凤在旁边提醒他：“明公慎勿轻敌，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春谷之间设伏，以待我来。”
王敦不以为意，仍然笑着说：“江面之上，一望无际，如何设伏啊？且众寡悬殊，即便他及时掉头，以全师来逆，吾亦不惧。”顿了一顿，又道：“陶士行虽为南人，其于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