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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余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此法诚善，然非西洋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政民赞政故也。”
“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而西洋近数十年，亦多有大贤兴起，其言理之深，亦有不下于中国者。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洋以此为立国之道，盖民富则国富，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盖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西洋藏富于民，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是以祖宗旧法自有深意……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而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我朝康乾之世，轮免各省赋税，藏富于民，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而今西洋亦遵此道，遂得大治……”
“简直是胡言乱语！难怪中堂会气成这样！”宝廷看着气吞塞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李鸿藻，怒道，“真是想不到！他洪陶士竟然能写出如此的悖逆之言！”
“蛮夷之地，岂有圣贤？他洪陶士怎么敢如此说！”黄体芳大怒道，“夷狄者，略有人气而矣，岂能以人目之？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听了黄体芳的话，清流们更是愤激，一时间屋内全是对原来的同志洪钧的声讨责骂之声。
也难怪清流们如同被踩爆了蛋蛋一般，在他们这些圣贤书教导出来的人眼中，西洋夷狄根本就不算是人，当时的国家级大学者王闿运就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而不是人的东西，怎么能理解圣贤之教，又怎么能出来和中国一样的圣贤，使得国家“大治”呢？
在这样的观念下，洪钧的这封离经叛道的信，理所当然的引发了所有清流的愤慨。也难怪李鸿藻读完信，会气得背过气去。
李鸿藻推荐洪钧做林义哲的副手，又奏请给他密折专奏之权，本来是想要他钳制监视林义哲，随时把林义哲的“越轨”行为报告回来，好发动清议攻击洋务派。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回来的，竟然是这样一封信！这怎么不能叫他既失望伤心，又愤怒悔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