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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1988年的夏天,七十多岁的徐世杰和我六十多岁的父亲退休了。由于姐姐一直体弱多病,姐夫在母亲面前诉苦：我一年到头赚的钱全进了医院,一年至少要住院五次。
母亲不愿听到这样的诉苦,跟父亲商量：让大女儿顶你的编制吧,顶了编仍在公交公司上班,大集体的编制转为国营,以后住院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父亲点头同意了,朱绍熹却阻止父亲这样的安排,耳聋的父亲说：这是我的家事。
朱绍熹一脸的沮丧。
那时,我正忙于开办乡镇企业一期又一期的财会人员培训班。改革开放以后的乡镇大小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广大农村。我和乡镇企业局的小邵到乐平县办班,又在市里召集浮梁县和昌江区的乡镇企业经管人员和会计分期分批地培训,一直要忙到年底方可结束。
我像傻瓜那样地专心于开展工作,而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个人转编问题。还是李建中领工资时,发现了工资表上进了工商联秘书长的女儿。李建中急忙赶到市政府喻长林副市长办公室告知这一情况。性格一直温和的喻长林气得大拍桌子。他虽然已是副市长,但仍兼工商联的正主任。工商联有两个老人退休的编无人顶替,他准备从中拿出一个编给我。谁知,党内的秘书长先斩后奏,两个编全给了自己的儿女。九十多岁的朱绍熹去省里开会,说到此事,气得头筋都暴了出来。
偏偏这时,金生在仓库闲得无聊,与几个仓库里的人搞什么假绑票,两个人合伙写一份绑票某某的纸条放在另一个人的家里。那人拿着假绑票的纸条告到公安局。公安局立马派人在弄里设下埋伏,要抓拿绑票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公安局的人不畏严寒,坚守岗位,呆在弄里,一心要捉人。而仓库里的三个人早就说破了,是两个人要逗另一个人人玩,那一个被逗的人也没有去公安局把假绑票的纸条取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