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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
至于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而大臣如刘馥、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传播儒学。
不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来辅导他们。
以此故,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
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
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面对人们议论他“有不遜之志”时,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颁发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于其中他自剖心迹,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譬,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自己将永远忠汉等。
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