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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曹操对儒家思想中一些地方不接受，表现的很叛逆。
尽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汉末社会意识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程度的导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响，但一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末社会政纲驰坏、刑礼堕败、吏治混乱和强权当道之时局，相对于西汉稳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
因而也更非单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转治理现状，以此故，汉末乱世曹操在不弃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时始盛乱世用重典，将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结合来拨乱反正、治理社会。
为此他不但早年为官洛阳、济南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在后来与群雄相争过程中他也是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统治。
一方面为维护、扩大统治政权又不为儒家思想所限实行了许多非儒政策和措施，显示出诸多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的“叛逆思想”。
这其中众所周知的“求才三令”可说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点。
在“三令”中曹操将一些不符合儒家用人标准甚至和儒家思想相左的理念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等用作取才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