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社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 (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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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的位置，未必总是落在一个帕累托最优点上，有时它也可能会落在多重均衡<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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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一个系统当中可能会有多个均衡状态，但这些均衡状态的稳定性是不同的，系统进入每一种均衡状态的概率大小也是不一样的，这便是多重均衡。">当中一个比较差的点上。所谓“差”，有可能是落在了一个稳定性很差的均衡点上；也有可能是落在一个特定均衡点上，导致部分社会要素无法被有效纳入制度之中，<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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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凯恩斯最先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在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与需求也能达到一种均衡，但这是一种不充分就业的均衡。这种均衡带来了社会当中的大量不稳定因素，为了克服它，需要由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相当于为自生秩序的均衡提供了一个外生变量，以便达成充分就业，将所有要素都纳入进来的均衡。（参见[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三章《有效需求原理》，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多重均衡的理论，用于解释历史当中的一些制度困局时，会有很强的效力。">这部分要素沦落为无形态的力量，即流民。流民并不一定都是社会最底层，广义上的流民包括一些无法进入规范性秩序当中，以获得恰当的位置的非底层力量，诸如游士之类，这种群体本来可能具有建设性力量，此时就会转为破坏性力量。一旦流民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秩序的崩溃。这种不可欲的均衡，很难依凭该秩序自身的能力走出来，除非有外部要素的注入，以便改变均衡点，重建一个更优的均衡。比如，南朝的政权便是落入了坏的均衡当中，以至于其秩序无法稳定下来，反复倾覆，倾覆后重建的秩序也无法走出困境，只不过等着再次倾覆而已；最终随着北朝力量的进入，这种坏均衡才被打破，嗣后便迎来大唐盛世，南朝被北朝灭亡，其所留下来的礼乐衣冠反倒在新的帝国中获得更大的辉煌。
政府是市场的外生信用机制，它的集权能力还要面临内生信用机制（也就是货币机制）的约束。倘若货币的发行权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则其在财政上的控制能力便会受到社会层面相当大的制约。在中国的历史上，货币始终是政府无法垄断发行的，个别时候政府曾经尝试垄断货币，但这种努力基本上都遭到了失败，这也为社会保留了政府始终无力触及的自治空间。<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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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具体的历史原因，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建立了中央银行，从贵金属本位货币转为信用货币，货币的发行权才纳入到政府手中，这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前述的历史动力机制及其运动逻辑，构成了我们用以分析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框架，各种具体的历史过程都可以在此框架下获得连贯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