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雪域 (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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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传入，被称为“前弘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在短短数年间便让佛教遭遇到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吐蕃核心区域卫藏地区，佛教沉寂了颇久。到11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王国反复远征印度，印度的很多佛教徒被迫逃亡，他们顺着印度河谷最便捷的逃亡地便是阿里，就此开启了佛教在雪域高原的“后弘期”。佛教在阿里的复兴是所谓“上路弘法”；吐蕃崩溃之际从卫藏逃到安多的几位僧人留下一些宗教种子，吸引卫藏的人来求法，形成所谓“下路弘法”。<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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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此处所引的说法都是过去比较通行的认识。但是根据比较新的研究，朗达玛灭佛以及后来的弘法等史事，有可能都是后世通过历史叙述构造出来的，可参见侯浩然、沈卫荣《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第二章《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历史叙事传统的创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已经超出了笔者的学力范围，故在此处姑且采用过去的通行说法，但这种说法并非定论，唯望读者留意。">阿里与安多这两个雪域的边缘地区，至此开始从精神上重新定义雪域高原。
后弘期的佛教不再像前弘期一样面对一个大帝国，而是必须面对大量部落规模的小群体；由于赞普消失了，当年因赞普与贵族的政治对抗而导致的佛教与苯教的冲突，也不再继续。这些小群体秩序的最初形成都是基于苯教，佛教的再次传入，顺势与苯教形成一种融合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前弘期的“藏地佛教”到后弘期的“藏传佛教”的转型。
这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使得后弘期的藏传佛教都是以家族秘传为传播载体，秘传性必定会导致各传承系统的宗教解释有差别，且不易沟通，藏传佛教因此分化出非常多的教派，几乎一个部落就会形成一个教派。<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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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发展的低成熟度似乎与这种教派的繁多性有着天然的关联。比如在阿拉伯世界，沙漠游牧的地理结构，使得其政治成熟度比较低，逊尼派便形成了极多的派别，也是近乎有一个部落就有一个派别。波斯地区有着悠久的帝国历史，政治发展成熟度比较高，政治秩序与宗教互动的结果是，什叶派的派别相对比较少。政治成熟度的高低与教派多少之间的关联，目前笔者只能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假说，未来可能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宗教秩序作为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一跃成为雪域低成熟度政治的基本表达形式，形成在小群体规模上政教合一的结构。教派领袖的势力取代了世袭封建贵族的势力，成为雪域高原的历史动力。各教派的寺院变成了既是经济又是政治的组织，它们有时互相竞争，有时又结合成临时盟友，但始终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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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意］图齐、［德］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