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1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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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致大祸。

这种视野的丧失，意味着大唐虽建立起兼容中原、草原的世界帝国，却并未获得相应的精神自觉。因此，世界帝国在精神层面的坍塌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纯理想方面，同样也在帝国视野方面，吊诡的是，帝王的野心进一步加速了精神的坍塌。五胡乱华之际，东亚帝国在精神上仍拥有普遍性，它虽衰弱，但犹能蓄力；而此刻，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已经成为真正的生死攸关之事。

差不多与安史之乱同时代的，还有同样由中亚伊朗系人群为主发动的伊斯兰革命，革命推翻了此前横扫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建立恢宏伟大的阿巴斯王朝，将波斯帝国的文化与阿拉伯的信仰融为一体，形成精神超越，开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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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同时性。参见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再及远方，伟大的查理曼大帝吸收由西班牙的伊斯兰王朝传来的文化，开启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构成西欧中世纪精神史上耀眼的一道闪电。大唐、阿拉伯、查理曼东西几大世界帝国的建立，煌煌武功反倒各自唤起了普遍的精神革命。8世纪到9世纪，人类各大文明区的精神现象学进程迈出了同样的一步。

安史之乱并不仅仅是一场险些颠覆大唐的叛乱而已，它牵动了整个东亚乃至内亚的历史进程，其后续影响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原史，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草原史与西域史乃至雪域史，改变了这些地方的精神世界，它是内亚地区历史联动性的一个典型体现。

在差不多从6世纪到9世纪期间，从小亚细亚以东经中亚到塞北草原的内亚地区，是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者与来自中亚的东伊朗系粟特商人所主宰的世界，前者建立起连接东西方的草原帝国（此时的西方主要是指拜占庭帝国），后者则在草原通道上主宰着各种贸易过程。突厥人很依赖粟特人的商业能力，以便为自己获取贸易品、管理战争后勤物资的调剂等；因此突厥人会保护粟特商人，并且会将其作为政治及商业顾问。所谓的丝绸之路商道，出了中原便进入突厥人控制的地区，其上主要的贸易贩运工作都是由粟特人完成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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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粟特人能在中国大规模商业活动中持续保持主导地位，得益于中国行政体制保证下丝绸的持续输出，后者在550—760年间，不断将非商业用途的大量丝绸装船运往西方。”［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