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殊帝国及其蜕变 (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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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牵引着帝国的内涵开始发生缓慢变化，帝国不再仅仅是作为文明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化，它同时还要进行复杂治理，舍此则普遍理想的外化无法成功；这就意味着帝国需要从“伦理世界”进展成为“伦理、官僚世界”。此前对帝国官员的要求首先是其道德文章，官员要拥有“君子之德风”的道德操守；此后则还要求帝国官员要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官员要能够干练处理各种“小人之德草”的行政事务。这也意味着儒家伦理与政治之关系的再定位，政治不再如此前的古典时代一样仅仅是伦理秩序的衍生物，为政者从此必须直面政治本身的独立逻辑。日常的复杂治理需要有专业的行政官僚来进行体系化、制度化的处理，此为“官僚世界”；<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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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行政官僚的重要性，在杨炎推行两税法之际即已浮现。两税法的运行需要复杂的统计、管理、监控和执行能力，远非徒晓道德文章的士君子所能应付，“以吏为师”重新成为一种可能性，但这次不是由君主的强力意志所致，而是社会的现实需求所致。已在逐渐瓦解的大唐帝国虽开启了这样一个前景，却没有能力以此重振帝国了。">
大中至正的理想则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衡量标准，并且要将所有的行政行为整合为统一连贯的政治意义，如此方有“伦理、官僚世界”。倘舍弃“官僚世界”，则理想将沦为空虚的高调，秩序也将瓦解；倘若舍弃“伦理世界”，则官僚体系将堕落为小人“上下交征利”的乐园，秩序亦会瓦解。<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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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实际上，这样一种需求，在秦皇、汉武两帝的统治时代之间，豪族尚未兴起之际，也是存在的，但是当时的治理技术、人才储备都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种需求。于是，“一君万民”的秩序在当时就是一种稳定性比较差的均衡，最终其滑落入豪族社会，形成稳定性更好的均衡。而到了宋之后，治理技术和人才储备开始发展起来，这种需求方才开始得以满足。">
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伦理、官僚世界”，仍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伦理体系的价值理性之逻辑和官僚体系的工具理性之逻辑，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经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会带来相互的伤害，工具理性的需要倘被价值理性的判断时时打断，则世事将不可为；价值理性的追求倘向工具理性的需要经常让步，则精神将被扭曲。而且，在这种状态中，普遍理想还是会不断地被建制化，以至于理想本身走向异化，价值理性遭到扭曲，这会进一步令冲突品质劣化。
所以，帝国应该从“伦理、官僚世界”继续向前，演化为“政治世界”。政治要从古典时代之伦理精神世界，下降到人间世界；但这并不是说正义的基础就此转化为属人的，而是政治要进行自我节制，为自己划定界限，将自己约束于纯粹属人的事务，而将属神的信仰世界转交给社会来自主抉择，政治就此与伦理相分离了，说得准确些，是有了独立于价值伦理之外的政治伦理，这样一种转化过程，其完成形态便意味着政治的世俗化转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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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施特劳斯所谓政治从古典时代的“自然正当”，转化为现代的“自然权利”，便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政治世俗化的过程，也是政治自我设限、自我下降的过程；这样一个转化，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开始。当然，在施特劳斯看来，此一过程也是对于政治当中真正重要的大问题之思考的失落过程，以致堕入相对主义，面对邪恶而无能为力，所以要把古典的、有决断勇气的问题意识再带回来。这也构成了施特劳斯与自由派的理论冲突所在。参见［美］列维·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