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 (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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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bold">2.亚欧大陆的海陆关系之变
把视野再扩大一些，就可以发现，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热兵器时代的到来，欧亚大陆的流动-定居的共生体关系<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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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前文曾谈及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结构关系，其中中原以农耕经济为主，属于定居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以游牧经济为主，海洋上以贸易为主，都属于流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一直是流动与定居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形成的共生体关系，在古代以草原、农耕为主，近代则以海洋、农耕为主。">
进入一种更大的尺度与更复杂的结构。俄国取代了历史上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构成了对于其南方的几个邻居——从土耳其横贯中亚直到东亚——的巨大压力，其流动性主要是通过哥萨克骑兵实现的。这与早前的草原帝国有所类似，但是尺度更大，将整个大陆连为一体了。同时另外一支力量从海上到来，这就是西欧国家的力量向东方世界的扩展，其流动性是通过流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海洋权力实现的，这更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存在，绝不限于一隅。
从土耳其直到东亚大陆，这庞大区域仿佛是三明治当中的夹心层，受到两个方向的压力。在这两个方向上，古代那种“榨取财富-提供保护”的共生关系也开始浮现出来。就中国来说，在北方，18世纪前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中俄两国主要是通过恰克图进行贸易，这使得西伯利亚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促成了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一系列城市的兴起；这种种发展反过来又使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在财政和军政两个层面上变得可持续。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则以东印度公司为中介，在东南沿海与中国进行贸易，通过中—印—英的三角贸易，使得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行为得以持续下去；这反过来又使得英国在欧洲的争霸行为有了可供汲取的海外资源，促成了大英帝国的崛起。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东西方的力量差距还不明显，前述的共生关系还表现为一种较为和平的经济关系。
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终于在西方的现代战争技术面前一败涂地，先是被迫答允英国五口通商，嗣后又陆续开放了更多口岸给西方国家；俄国也趁机在恰克图之外胁迫大清签署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直接在中亚方向开展贸易，这为俄国日后进一步进驻中亚埋下伏笔。随着中国与陆上、海上这两大邻居之间经济关系的日益加深，“三明治”的三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进入一种很复杂的结构，弱势一方的大清于是开始了“以夷制夷”的外交周旋；而出于更有效地榨取财富的需要，各种“夷人”之间的确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会时不时地帮助大清来稳定国内秩序，从而客观上确实形成了一种对于大清政府的“保护”。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历史情形。
近代的这种榨取-保护的关系与古代还有一个根本差异，即“古今之变”的维度。古代的榨取-保护不会有自我否定的逻辑，即该过程不会使得弱势一方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陷入瓦解、崩溃并走向彻底重构，以至于此榨取-保护的秩序走向终结；近代的榨取-保护关系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走向了瓦解、崩溃与重构，并终结了过去的秩序。
不过大清也在与英法的几次战争后摸出了一些门道，发现了在国际条约体系下“以夷制夷”来自保的可能性。这种努力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承认与西方国家在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把足够多的利益相关方引入，使其基于利益冲突相互制衡，而令弱势的大清得保全。为了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大清势必要做出相当的让步。这是外交上被迫付出的必需代价，否则很可能将付出更多的代价。让利的过程本是大清走上融入世界经济之路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其政治成本在当时显得过高了。因为这种让利是一种高度技巧性的活动，它需要对国际格局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国内格局的有效统合，才能维系住各种脆弱的均衡。偏偏大清上下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君主层面无力理解世界，重臣们则在君主统御臣下的各种道术之中相互攻讦，无有臣子掌握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