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 (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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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汉人在人事方面的主导，打破了此前的帝国人事均衡；另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地方主义在不断发酵。
朝廷也意识到地方主义的问题，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开始努力地恢复中央集权。这首先体现在财政上，包括规定厘金中必须有划拨中央税收的比例；整顿海关，扩大关税征收范围，并设定新的关税税种“子口税”以代替厘金，借以强中央而弱地方；规定以海关税为担保的借款若没有中央政府的认可便不得实行；等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还进一步地提出帝国应该设定金本位制，常关（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关税）与帝国海关应该统一行政等措施，以便强化国家财政。<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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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93—95页。">
所有这些努力，若想成功，都以帝国政府的威信尚存为前提。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大清统治者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帝国内部的各种失衡，他们忧虑的是，一旦秩序倾覆，则满洲人将无容身之地。于是他们做出一种自保的努力，在政策上就体现为极端的保守。在西太后统治的早期，她还比较有自信，但到了戊戌变法之后，她兀然感觉到满洲统治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慈禧的权力就是满洲权力的具象化——于是迭出昏招。最愚蠢的无疑是试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向所有列强同时开战。庚子之乱几乎带来大清的灭顶之灾。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也非常愚蠢的保守，它反过来激化了汉人方面的革命倾向，温和派势力逐渐边缘化，革命最终难以避免。
它也让帝国在洋务运动时期尚且残存的威信彻底扫地，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在观念上便不再为人所接受，“东南互保”反倒成为封疆大吏在危急时刻的选项。在嗣后庚子赔款的偿付责任分担上，地方督抚把赔款和借款的返还看作中央的职责，而把负担视作地方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立足于“地方”的态度，与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表现出来的中央观大不一样。<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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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59页。">
由于朝廷越来越依赖于地方的自主行动以平定各种动荡，以及随着现代经济以各种方式的进入，中原地区好多个省有了各自的财政和人事基础；帝国秩序因此开始呈现为“强枝弱干”的结构，改变了自宋朝以来的“强干弱枝”结构。这也埋下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种子，短暂地打破了中国自宋代起维系了近千年的大一统。在古代平民社会，朝廷相对于社会的力量优势越来越大，“强干弱枝”是个必然的结果；“强枝弱干”的转型，是从古代平民社会转向现代平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副产品，克服分裂的努力则将引发更加激进的革命。
另一方面，随着中原地区在帝国内部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帝国的战略及政治叙事也日益地由汉族来表达。此一过程使得，内地人的视野中大清本来所内蕴的多元特征，在边疆地区逐渐模糊了，边疆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充满主动性的姿态呈现出来，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呈现为一个需要被规训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