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 (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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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带来了一种内部视野的变化，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问题便会浮现出来——满蒙回诸部都改为行省建制之后，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普遍帝国的普遍性原本体现在对于多元秩序的协和性上，现在它发展到了行政建制上的一体化，是否意味着要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倘若是，那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一体化？一体化之后，则帝国便会倏然形成清晰的内外之别，此前多元帝国时代的内外交融关系不再，则帝国的普遍性又在哪里？倘若它不再是个普遍帝国，那么其承载儒家普遍理想的正当性又在哪里？是否需要重新确立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倘若需要重新确立，那又该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彼此之间互为连锁紧紧相扣，在晚清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回答的，民国时期部分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部分遮蔽了另一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连锁性，以部分回答、部分遮蔽的方式来应对，无异于全无应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总体回答，实则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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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普遍主义的激情与“中国”的渐次抽象化

大清所建成的普遍帝国被西方世界还原为特殊存在，但是赋予帝国以历史意义与统治正当性的理想，其内蕴的普遍主义取向并不会因此而被消除。相反，它作为帝国赖以自我识别的基础，会进入帝国国民的潜意识，构成一种普遍主义的激情，引导着人们各种新的政治想象的方向，甚至扭曲人们对于现实的很多认知。这很可能是普遍帝国的一种宿命，它只能通过一种普遍主义的视界才能真正地认识自身，特殊主义的视界则会让它迷失自身。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普遍帝国的超大规模性，也正因其规模，它才成其为普遍帝国；它无论是强还是弱，都能够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自变量，中国问题因此天然地构成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倘若不具有普遍主义视野，不通过世界来认知自身，它根本就无法认知自身。但是倘若仍然像传统帝国时期一样，只有普遍主义考量而无特殊主义（民族主义）考量的话，处在困局当中的帝国将无法进行有效的动员，无法自我拯救。

这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矛盾——不通过普遍主义认识自身就不可能完成自我拯救，可是普遍主义阻碍着有效的动员，又构成了自我拯救的阻碍。要克服这一矛盾，很可能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传统帝国所尊奉的普遍主义理想本身必须被抽象化，对普遍主义留其“神”而弃其“形”；将其与具体的特殊主义方案安置在不同的位阶上，普遍主义所空置出来的“形”可由特殊主义来填补，但特殊主义的“神”则要从属于普遍主义。以普遍来统摄特殊，以特殊来充实普遍，只有这样，那种深刻的矛盾才可能有解。这样一种方案，会是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第二，前述这样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学运动，是不可能通过预先的理性方案设计出来的，它只能在历史的演化中，在无数的失败与奋斗当中，逐渐地演生出来。所以中国的自我拯救，中国的现代转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只能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完成。任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来解决此一复杂问题的努力，往往会走到其预期的对立面上去。

晚清以来，在感时忧世者对于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普遍理想之具象表达的“中国”这一概念，渐次抽象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构成前述长期历史性运动的初起部分。

这个过程最先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儒家秩序观进行扩大化再解释的努力。1878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见识过西方的现代政治与社会、经济之后，曾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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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引自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他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将西方文明纳入儒学视野内部来考量。如此一来，儒家的秩序观并未被抛弃，但其适用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三代之治”在西方，而中国本身已经沦为“夷狄”，那么向西方学习就并不是数典忘祖，而是回归到中国本应具备的状态。大清的转型因此便可获得一种可识别的标准，并且不会产生不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