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外与内 (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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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共产党根据地的经济官员甚至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今天看起来尤为令人惊叹。关于北海银行所进行的“货币战争”历史，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174页;以及《北海银行暨鲁西银行货币图录》，山东省钱币学会编，齐鲁书社，1998年；《北海银行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省金融学会，1988年。">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受外部世界的影响相对较小，货币机制与农村经济相匹配，几乎可以无缝对接计划经济。而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这种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无力应对农村经济的问题，又在剧烈通胀中丢掉了城市的支持，最终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但是，国民党开创的信用货币制度，确实为后来中国再次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预备性的制度建设。现代国家的经济都高度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对于小国来说，实力有限，只能随波逐流；对于大国来说，则必须对经济有某种自主掌控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因世界市场的经济波动在本国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倘若不能形成这种缓冲，则其社会问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在世界市场上传导出去，让小国所面对的环境也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正是非常重要的缓冲机制。1929年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逐渐意识到，必须建立拥有自主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制度，通过诸如信贷紧缩或扩张等手段，将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在整个社会中平摊下去，从而缓和经济冲击。“完全货币化了的共同体无法承受价格突然变动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而这种变动又是保持一种稳定汇率所必然会产生的，这就要求价格变动所产生的震荡必须被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来缓冲。……如果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么对于任何发达国家来说，坚持金本位制而不对其福祉造成毁灭性损害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损害是在生产、收入还是就业方面。”<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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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69页。">
贵金属本位的货币机制必定要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拥有自主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制度则经常要对冲世界市场的波动，两者是相矛盾的，所以各国迟早都要走到信用货币的路上。
一旦走到这条路上，则大国因其体量，经受得住世界市场波动的短期冲击，国家信用相对有保障，货币便会相对坚挺；小国的体量难以经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国家信用保障性较差，于是它们多半会采取本国货币绑定大国货币的政策，以大国货币作为本国货币的信用之锚。因此，信用货币时代，便是天然的大国主导的时代。大国由于其体量规模，是世界市场的自变量，本质上无法以其他国家的信用作为自己货币的锚，而只能以本国的经济作为货币信用的担保，为世界市场提供信用之锚，小国则绑定在大国的船上。这内蕴着大国所必须担负的世界责任；相应地，也构成大国巨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天然是个大国，其在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中央银行运行机制及信用货币体系，虽然由于民国本身的经济状况糟糕，又遭遇各种内忧外患，而致货币信用破产，但这实际是建立现代国家时所必需的制度。民国时期的相关实践，在技术性的制度层面开启了中国国家建构的道路，该种制度的浮现，脱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的压力，同时也是为现代平民社会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工具；从长远来说，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所必须担负的世界责任的一个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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