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1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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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迈克尔·刘金：《俄国在中亚》，陈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8页。">

。如此一来，通过对“人”的掌控，斯大林从根本上掏空了基于“人”“地”结合的民族独立的可能性。这保证了从理念上来说担当着重大历史命运的苏维埃帝国的一统性。

如果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作某种意义上的政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国体的话，便可以说苏联是用政体的一统来克服国体的多元乃至分裂的可能。苏联以政体作为国家的本质，以国体作为工具形式，与通常国家的政治逻辑大不相同。理解它的关键在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服从于他的总体政治构架，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机体。该帝国既有着超越性价值，又有着现实的策略，以一种现代性的极端方式，回应着现代性的挑战。同时，该帝国的秩序又有着巨大的扩展力，原则上来说，可以在不改变宪法结构的情况下，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扩展至全球。<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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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斯大林的理论中有着各个部分复杂的相互牵制关系，对其的改革如若没有对此种复杂性的深刻把握与理解，再在此基础上相机而动，便有可能带来国家的灭顶之灾。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新思维改革，在党的机构中进行权力下放，又使党从对政府工作的干涉中退出，恰好把斯大林用以维系联盟不至于解体的中央集权制政党去掉了。此种政治幼稚病使得苏联的解体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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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二、中华民族的自我超越

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国民政府在三重任务的彼此纠葛当中，未能完成引领中国现代转型的任务；共产党则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尝试，该尝试部分借助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部分满足了转型中国所需的足够大格局的精神容量，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困局。这里面复杂纠结的历史结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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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1.以时间克服空间：超强动员效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