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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伦理视阈下的禁锢与放逐
——评牧歌长篇小说《画里画外》
程雅南
近读女作家牧歌的长篇小说新作《画里画外》,令人仿若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伤痕—反思文学思潮波卷浪涌的现场。《画里画外》的文本所再现的正是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因政治的荒诞和血腥导致的知识人的悲辛境况及其置身在农村的生活体验,以及十年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人生转机和带给人的社会思考。
《画里画外》用全知视角,以作家和小说文本中主人公的我作为叙述者完成了小说的叙事。我因出身不好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政治身份被下放到鲁南的富楼村接受劳动改造,因为生产队负责人的怜悯,被安排到牲口院里同田玉英的公爹陈兴旺一起工作。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一年四季住在牛栏院里饲养牲口。期间,我看到了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度贫瘠和情感精神的表达方式,作为其中的一员,体验了食饥饿、性饥渴带给我的难以名状的内心悲苦,同时亦有人性的微弱曦光给我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温情温暖；同时,我见证了因换亲、公媳乱伦将田玉英逼疯死掉这种古老的罪恶在当代贫瘠的土地上如何惨烈地发生；更有因政治运动死于非命的好人。作家在小说中写到：却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所谓的人伦、道德,其实在种族繁衍的性的面前不过是块遮羞布,抑或桎梏人性的枷锁。荒谬的苦难岁月结束后,我考上了西方美术史研究生,进入到了学业期、恋爱季和对人生乃至社会生活及专业重新思考的新阶段。整部小说将农村和城市两个大背景作为叙事存在的时空场域,同时,又不断勾陈出历史的若干场景,回溯人与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此影鉴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域外因伦理价值各异而导致的人物命运的不同,意在为生活在当代土地上的人们提供精神和伦理价值的参照。
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在伤痕反思文本叙事的表征下,并不是四十年前伤痕反思文本的罹难——平反——报国模式的复制性续写,而是对于历史文化和道德伦理的不舍追问和强烈的质疑、批判,其锋芒直指人性的最深处。透过那段荒谬岁月,作家所要揭示的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语境相互吸纳对撞的交汇中,在伦理道德所标识的人性范畴内的诸种善良、真诚、悲悯等美好因子已然解构、溃败的情势下,这种伦理道德因着时代语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扮演着形式感中最重要的角色,恰恰是这种形式感,成了驱动社会生活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意识形态的浸染下,有时又会以一种非常具有时代感的所谓新道德的面目出现；正如小说题目画里画外的意涵：画外是一个虚伪、相互倾轧的世界,画里仍与画外一样,宏大叙事遮蔽的同样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虚伪虚妄及画家的情感精神理想与难以企及世界经典美术作品所张扬的文明理性精神的矛盾。这无疑使《画里画外》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笼罩在了压抑、惶惑、落寞、渺茫、虚妄乃至近于绝望的感伤主义氛围之中。显然这部小说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中伦理规范内在的非逻辑性并意图在这种非逻辑性中找到一种符合逻辑的也即顺应现代文明进程的路向,也即实现伦理精神的救赎。透过小说文本,我们看到这种救赎并没有一条明晰的路径,而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贺立华在丛新强《莫言长篇小说研究》[1]序言中曾言五四精神不死,救赎永远在路上。,可见伦理及其精神救赎漫漫无期而路之艰难。
这部小说在艺术呈现的策略、表达方式及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精到之处自然也说项多多,叙事结构方面截然分开的两大板块及相互独立的人物命运的发展,有巴赫金所论的复调小说的特征,我且称为非典型性复调的小说；写景方面,多种修辞手法交互使用,富有诗意,且景物作为意象,与人物命运的发展紧密地贯穿起来,增强了叙述的张力；细节的摹写独到。恰恰是这些细节本身构成了宏达的主题；历史场景的引入,带给人不少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历史新知识,在这里不过多展开。本文主要以《画里画外》中的田玉英和我这两个较为典型的人物及其关联的陈兴旺等人物所呈现的伦理精神,分析小说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一．伦理线密集织造出了伦理选择的现实悲剧。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社会中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存在一个或数个伦理结。伦理线的作用就是把伦理结串联起来,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结构。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问题。[2]由此,会看到诸多伦理形态如社会政治伦理、战争伦理、劳动伦理、婚姻家庭伦理、血缘伦理、人际伦理、爱情伦理乃至性爱伦理在小说《画里画外》文本中密集呈现,密集的伦理线在其各自的伦理域内沿其固有的规定性不断生发,形成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伦理形态,这些伦理形态在固守之间相互渗透、对撞、同化、变异,涌现出难以尽述的矛盾丛,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丛中不断确认——转换——确认着自己和他人的伦理身份。田玉英、我显然是小说伦理取向的主导性和关键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