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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鄂木斯克站稍作停靠，两名苏联军官踏着积水步入车厢。年长者约莫五十岁光景，左脸颊上一道醒目的弹痕，无声诉说着过往的硝烟岁月。他操着带有伏尔加口音的俄语，低声询问：“是程博士吗？卡尔波夫上校托我们带来这个。”递来的牛皮纸信封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火漆印章庄重而肃穆。信封内装着1946年7月25日的《真理报》，报纸空白处，铅笔字迹潦草却坚定：“带文件原件至莫斯科酒店314房，8月5日前有效”。
程墨白注意到，年轻军官的右手始终紧贴枪套，而年长者缺了无名指的左手，正以一种特定的节奏轻敲座椅扶手，那是当年在哈尔滨与苏联情报人员约定的确认信号。窗外，车站的钟声敲响十一下，蒸汽机车释放气压的嘶鸣声，与雨声交织成一首悲壮的交响曲。
莫斯科酒店的电梯需要身着制服的服务员手动操作。当老旧的铁栅门缓缓闭合，程墨白注意到，电梯控制盘上刻着几道新鲜的划痕，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与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标记不谋而合。
314房间的门半掩着，卡尔波夫上校站在窗前，右眼依旧戴着那个熟悉的黑色眼罩，那是1942年在哈尔滨监狱受刑留下的伤痕。窗台上，一台德国产的“leica”相机静静伫立，镜头正对着对面的军区大楼，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这是土肥原的三份供词副本。”卡尔波夫推来一个生锈的铁质文件盒，盒盖上用日文写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注意看被修改的部分。”程墨白将三份文件平铺在茶几上，英文版用墨水涂黑了所有关于活体实验的内容，俄文版缺少部队编制和具体数字，只有日文原版在字里行间用暗语记载着“特别移送”数量，代号“木材”代表健康成人，“石块”指代儿童。
三份文件都盖着“极密”的钢印，程墨白用放大镜观察，发现印泥中混着特殊的蓝色粉末，这些证据与1943年在哈尔滨平房区发现的实验记录完全一致。卡尔波夫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手帕上沾着血丝：“他们在伯力也发现了这种粉末……是干燥的鼠疫菌株载体……”
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驻苏大使馆的会议厅内。程墨白看到书记官正用一台老旧的“underwood”打字机准备次日开庭的文件，机器缺少了“た”、“を”等假名键，打字员不得不频繁地手写补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