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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先生所实验的蒸馏器不太可能是用来蒸馏酒的，关于此点孙机先生驳斥已明，具体参孙机《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不赘。
而海昏侯的这件蒸馏器是在墓中酒具室里发现的，大小结构更近于蒸馏酒器而非炼丹提露的蒸馏器，比以前发现两汉时期的蒸馏器都相对完善（虽然还是没有水冷却器，但有双侧夹层和出水口，可排冷凝水），并且器内还有大量芋头残留物，可能是芋头酿酒或者药酒。
《岭南草药志》中记载了一个针对扁桃腺炎的药方，以芋头三两，烧酒六两，浸两旬，每次饮2-3钱，其痛即止。《独行方》记：“治癣气生芋一斤，压破、酒渍二七日，空腹一杯。”《四科简效方》：“芋艿敲裂，入酒中溃一月，饮之”可治“痰凝气滞之病”。此等以芋头入酒之方或为汉时古法之遗留，待考。
但如果就此按某些学者的意见，现在就把蒸馏酒的发现时代推到汉代，未免定论太早。一来孤证，二来关于器具用途的判断只是推论，三来无文献印证，汉时文献不足征，酿酒术又被当时的知识精英视作“末技小道”，所以想用“二重证据法”印证很难，只能留待未来考古学更多的发现。
2畏马事见《颜氏家训·涉务》：“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3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南史·巴陵王子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