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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指挥部，伊万诺夫接到斐迪南一世的电报：“将斯科普里改称‘斯特鲁米察’，以纪念斯特鲁马河的胜利。”将军的脸上却没有喜色，他看着军需官的报告：开战22天，，“他们给我们的‘阿尔卑斯’炮，有三分之一是过时的1897型。”格奥尔基耶夫将军盯着墙上的伤亡名单：“更致命的是，我们以为切断补给线就能让塞尔维亚屈服，却没想到他们会在零下20度的科索沃山区坚持撤退三个月——那些冻死的士兵，尸体都保持着战斗姿势。”
伊万诺夫将军突然指向地图上的萨洛尼卡：“看看这里，我们在斯科普里欢呼时，协约国的工兵正在萨洛尼卡修建300公里的窄轨铁路。1916年的春天，他们会带着坦克和毒气卷土重来，而我们的步枪连刺刀都不够分发。”
烛火跳动，映出墙上的保加利亚王国版图——那是用鲜血染红的马其顿轮廓。但在三位将军眼中，这轮廓正在逐渐模糊，如同斯特鲁马河的晨雾，终将被现实的阳光驱散。鲍里斯的银十字架在陈列柜里泛着微光，旁边是他的阵亡通知书：“1916年1月12日，于莫纳斯提尔前线，为祖国荣耀捐躯。”
当历史的书页翻到1918年，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发起总攻时，保加利亚士兵在战壕里传唱的不再是《马其顿摇篮曲》，而是悲怆的《斯特鲁马河挽歌》。那些在1915年秋天相信“胜利就在眼前”的人们，最终等来的不是荣耀的凯旋，而是《纳伊条约》的屈辱——但在斯特鲁马河的血色黎明里，保加利亚王国曾以为，他们终于打破了巴尔干的宿命。
这场战役，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巅峰，也是悲剧的开始。当国王的旗帜在斯科普里升起时，没人看见远处萨洛尼卡港的灯火——那是协约国复仇的火种，正随着地中海的海风，慢慢烧向巴尔干的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