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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的雨季总是绵长，雨水冲刷着还剑湖畔的法式建筑，也洗去了红河三角洲稻田里的浮尘。我们坐在陈女士家的老宅里，屋檐下的铜铃在风中叮当作响，她的父亲——那位曾在谅山当过兵的退休教师，从樟木箱底取出一本泛黄的族谱。
“看这里。”老人枯瘦的手指划过一行褪色的毛笔字，“永乐六年，先祖阮文道受封交趾布政使司七品经历，督造升龙城粮仓。”
老邻居接过族谱，眼镜片上反射着昏黄的灯光。我注意到他的指尖在“粮仓”二字上停留许久——那是明朝统治安南二十年间，留下的最实在的遗产。
明朝军队刚进驻安南时，面对的是胡朝留下的烂摊子。连年战乱让红河三角洲的农田荒芜，百姓以树皮充饥。张辅将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中原制度，在升龙城（今河内）、清化等地修建十二座大型粮仓。
“你们在会安见到的那些青砖老宅，”陈老先生啜着茉莉花茶说，“用的都是明朝粮仓拆下来的砖。”他指了指窗外雨幕中若隐若现的鼓楼，“那底下原本是能屯三万石粮食的永丰仓，现在只剩地基了。”
老张凑近族谱上的粮仓图纸，突然咧嘴笑了：“这排水沟的走向，跟北京禄米仓一模一样！”
确实如此。明朝工匠不仅带来了筒拱结构的仓储技术，更教会了当地人用石灰混合糯米浆砌墙，使得这些粮仓在湿热气候下也能防潮防蛀。直到今天，越南农村还能见到这种“明式灰浆”修葺的祠堂。
最让陈女士外曾祖父念念不忘的，是明朝派来的医官。永乐八年，交趾布政使司在升龙城设立惠民药局，从太医院调来十二名医士，带着《本草纲目》和成箱的药材。
“他们治好了当时的瘴疫。”陈女士从里屋捧出个黑漆药箱，铜锁上刻着“交趾惠民局造”六个楷字。打开后，里面分层放着晒干的艾草、茯苓切片，最下层竟是一套明制的针灸铜人仿品。
老邻居捏起一根银针，忽然笑出声：“你们看这针尾——特意做成槟榔形状。”原来明朝医者为让当地人接受针灸，竟将针具改造成了熟悉的槟榔造型。这种“儒医”随着明军撤退而消失，却在越南民间催生出“东医”流派，至今河内还保留着明式把脉的“三部九候”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