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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的“大权在握”那只是相对的。大明朝廷还未批复王守仁任朝鲜总督。但是北直隶、辽东等地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举办考试，同时抽调部分进士官员进入朝鲜王国北部，充任各地的主官。
在弘治十六年，京城中就已经开始采取考试的办法录取吏员、杂官。无论任何学历、籍贯，只要身家清白就可以参加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做官。
正七品的正堂官，还是要由通过科举产生的进士们来担任。
但是，这个方案只实现一两年，大明士林中很多有识之士就感觉问题很大。
因为，秀才乃是科举体系的根基。而“乡试”常常是科举路上的“大关卡”，更难于“会试”。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大明开国百年，开科取士，实际上累积了大量的秀才，童生。
这个群体的利益，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是通过“监生”、“社学”来疏导。但效果不佳。大明的社会之中依旧有“穷秀才”的说法。这乃是公认的社会事实。
因而，在“招考”制度之下，这些监生、秀才、童生们顿时是纷纷加入，踊跃报考，学习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程，继而被录取为杂职官（从不入流的典史，到从七品的判官，这个等级都算），或者为吏员，充实到官僚体系之中。
这相当于挖了科举体系的墙角啊！和张昭依赖于国泰商行体系建立的小学，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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