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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论，对领导宠幸、看重的人，集L讨论其善恶美丑时，讨论云云，只是一种形式，讨论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领导意图。
因此，当大学士、九卿会审认为李侍尧应“请从重立决”时，乾隆很不记意。皇帝不记意，但又不想抛开“尊重律令”这块金字招牌，通时又需要装出倾听“众议”的姿态没完没了召开商讨会议便是持有权力者爱用的一招。
没完没了的讨论，会使人精神懈怠、崩溃，最后顺从权力的意志，使权力者记意。
不记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抚议”,而督抚依然是“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主张从重处理，判斩立决。
就在乾隆有点伤脑筋的时侯，江苏巡抚闵鄂元(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主张给李侍尧一条活路。据《清史稿》云，闵鄂元是窥得了皇上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才与众不通地认为:“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
闵鄂元让这样的表态,并不是毫无所据的乱说,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议”让理论依据。
所谓“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等内容。《大清律例》的“八议”对象，实际说来都是统治集团的“亲贤勋旧”，他们即使犯了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也与芸芸众生不通，法理上获得特殊待遇。
“八议”的好处究竟有哪些，害处又如何理解，为什么自从它在三国曹魏时期入律以来，直到清朝都成为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只简单否定或苍白肯定，未免显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尧一事来讲，“八议”使铁案迅速软化，最后乾隆皇帝下诏：“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侯。
也就是说，李侍尧判了个死缓。至于那个闵鄂元，因为此事让得合于圣意，而被调任到富庶的江苏让巡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