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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与权力的垄断和独占比较起来，永远处于第二位，甚至是末位。这种逻辑，虽然没有一位帝王肯明确加以表述，但观其行为，却大多如此。
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这种逻辑的痕迹愈明显，直至新王朝建立。
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
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的基础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
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
是宽恕李侍尧这样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
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