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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太后将要辞世，结束这传奇又纷扰的一生，而李潼与他的大唐开元也要告别过往，步入新的境界、新的天地。
世情的转变与进步，需要一定的仪式感，需要一个标志事件。当此时机，血祭一批适乱不安、怀谤此世的隐患人事，也算是惩前警后、轻装前行。
内卫奏报凡所相关的人事，比李潼预想中要轻微一些，一些他已经打算借此清除的人都没有涉此中。
一方面自然是漠北新胜、大局愈稳消除了这些人的险恶心迹，另一方面则就是他对临淄王显露的恶意已经越发清晰，让一部分时流怯于靠拢。
李潼对此也是既感觉有些遗憾，又不无欣慰。
察察则无徒，既然当此家国重任，终究还是要有所包容，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匹夫一怒伏尸两人，天子一怒则血流漂杵，他奶奶给他拟字慎之，如今他也要缘此自警。
有求生之欲，我自赐之活路，开元政治该当有这样一份开明与包容。但若生机不能缘我而求，哪怕再如何苦心孤诣，最终只会是妄求。生杀由我，舍此无贰！
内卫信报送来的第二天，留守府的奏报便也到来，而且一来便是两份，除了留守府奏章之外，雍州长史王方庆另有加奏。
留守府的奏报主要述及长安城眼下的军政布置以及民生状况，《鸠鸟赋》妖文也有述及并附李昭德的应变计略，但却无置猜度之辞，只是奏请圣人遣员调查。
对此李潼也并不意外，留守府职在维稳，只要能维持住关内军政大体，便算是尽责。若真妄加猜度、节外生枝，那就是逾越本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