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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后和陈太后,两宫太后,对腐儒颇为不满,陈太后更是觉得朝中大臣,是拿着儒家那些条条框框约编了一个筐,把皇帝放了进去,大臣不过是借着圣贤二字,约束皇帝。
那些个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们、势要豪右们、缙绅们,对儒学经典,但凡是有一点恭顺之心,还能置国家不顾,不弘只毅,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墙角
李太后语重心长的解释了一番原因,若是皇帝真想做,也可等到长大了,等到了亲政时候再做。
朱翊钧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担心,点头说道：孩儿知道了。
他回到乾清宫内殿寝室之后,既没有读圣贤书,也没有思考晋党之事,而是在思虑着,如何把种植土豆、番薯这件事推行下去。
朱翊钧连收洋船的税都顾不上,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土豆、番薯之上。
他在短暂权衡之后,就决定一定要走下去,而想要摆脱君民同耕的礼教束缚,这件事的关键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掌控内阁,若是他能够坚定的支持自己亲事农桑,君民同耕,那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
张居正不是个传统的、守旧的、迂腐的、冥顽不明的儒学士,但凡是改革派,都对旧有的制度会产生疑惑,进而想要改良它,施展自己心中的抱负。
事实上这件事无论如何,朱翊钧都不算吃亏,哪怕是最后不能君民同耕,引起大明上下内外,对土豆、番薯这些作物的重视,朱翊钧这波就是血赚不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