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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话触动了皇帝心底的担忧，又没有打断自己，便接着说下去。
至于许衡名为蒙元重臣，其实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读之学”。后来，他从姚枢处得读程朱遗书，大有所得，遂与姚枢、窦默相讲习。他长期位居国子祭酒，以儒家六艺教授蒙古子弟。
许衡的学术宗旨大体上是以朱熹之学为依归。他格外重视朱子的《小学》和《四书章句集注》，强调进学的次序和践履力行。在为学方法上，强调“慎思”，以为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都可归为一个思字，“要思无邪”。在理欲问题上，他以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现出依违于朱陆二人的思想倾向。
因此许衡对于保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他极力劝说元朝的统治者力行汉法，促进了蒙古族的汉化进程。故而可以说他对宋儒的理学传播影响甚大，当然也意味着朱陆的合流或者说是理学的转折。
刚刚提过的刘因，他终生未仕，隐居乡野，授徒以终。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习经学章句，但不满章句的训诂疏释之学，以为圣人精义绝不在于此。及得赵复所传宋儒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深为折服。
其以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遂转向理学，推崇邵雍和朱熹，极力发挥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至于其理学思想，虽自谓上承朱熹，属于朱学的范畴，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严守门户，实也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则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归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认为由“理”而有世界万物和人的生命，由“理”产生伦理纲常。主张将“人欲”化为“天理”，其方法是当求于己，无待于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经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