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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的起点在村头的初小，简陋的一栋单层瓦房，倚着有些光秃秃的山丘。墙脚的石灰层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青灰的砖块，上方的墙面写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通行标语。只有两个教室，即是两个班，亦是两个年级，在两间教室中夹着一爿狭长的斗室，是老师的办公室。学校罗织了村里能读书的孩子，凑了每班十几个人，已属难得了。
初次开学，牛小波就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像头小牛跟着老牛一样被牵引着，一步步蠕动走到学校。见到了校长兼年级主任、语文课任课老师的面前，是一个五十余岁的老伯伯了，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灰棉布裤子，盖着薄薄的一层头发，黑发中夹着缕缕银丝，颧骨高耸，满脸是岁月留下的褶皱，鼻梁上架着个大大的黑框老花眼镜，神色木然。他只是个民办教师，即俗称的“赤脚老师“，大名叫牛德礼。牛父走到跟前，“我带孩子来上学，”牛德礼冷冷道，“好，把学费交了”，牛传宝就从上衣口袋拿了一百多块，仔细点了点，交了过去。牛德礼收了钱，开了张小票，然后拿了个红皮小册子，用竹筒套上笔芯做成的红色圆珠笔划上两个字，就算办完了登记手续，抛出一句：“回去吧，明天来上学”。
事情办完，父亲径直去了田里干活，让他独自一人走回家。母亲问他怎么样了，就回道，“都办好了，明天就可以上学了，”“那就好，那就好，今天好好睡觉，明天要早点起来，毕竟是上学的孩子了。”晚上小波心里仍是忐忑难安，但童年的心思清浅无物，过了一会儿，就难以阻止猛烈的睡意，朦胧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第一次迎着晨曦早起，母亲拿来新书包，往他身上一套，是军绿色呢子挎包，像革命年代的小战士一样。姐姐早已经准备好了，催促着，还不快点，慢吞吞的，他只能草草应付了早饭，陪着姐姐走去学校。身后传来母亲的叮咛，“要好好读书啊!记得听老师的话，晓得么……”他唯唯诺诺，“晓得了…”就渐行渐远了。
姐姐牛小玲走在前面，小波和几个刚上学的伙伴跟在后面，路上罕见地没有说笑，默然地低着头，望着路上的泥土路，一棵一棵被踩得黄白像绽开的花的草帮子，一左一右地踢着步子，来到了学校。见到校长牛德礼，他仍有些害怕，兀自低垂着头。老师问：“叫什么名字”，怯怯地应了一声，声音细得像蚊子嗡嗡，“我叫牛小波“。“把红本子拿过来我看一下，”老师看了下本子，又在名单上扫了一眼，知道已经报了名，交齐了学费，难后又将同行来的其他学生一一看了，之后说，“都到教室里去吧。”
一些人立马箭步冲进教室，抢个位子坐了。老师说，“不要乱坐，”又重新安排座位，开始发课本。小波和同学一起坐着，课本一本本发下来，堆满了小小的一张桌子。小波内心有些亢奋，反复摩挲着，有些爱不释手，却故作镇定，一脸严肃。老师没有讲课，撂下一句，“看到课程表了吗，今天只是开学，没有课，明天早上八点再来吧”，即背着双手离开了教室。话音未落，一些孩子立刻一哄而散。牛小波有点反应迟顿，仍抚摸着书，姐姐喊了声“放学了，快走啦！”牛小波才猛然醒悟过来，收拾了书本，又照旧缓缓地踱回了家。这几天的心情都不稳定，但沉甸甸的书本发下来，却踏实了许多，终于是怀着欣喜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准时到校，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小波静静地坐着，也没有趁着这点时间到操场玩耍。虽然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认识的玩伴，还是有一种隐隐的陌生感。老师拿出一个生锈的铃铛，用一个小铜锤敲响，发出略显沉闷的当当声，有些孩子才从教室们飞快地窜进来，坐好。老师把铃铛放回来，才缓缓地拿着课本走进教室，说同学们好，二年级的学生，就立马站起来，一年级的孩子才反应过来，跟着站起，依葫芦画瓢，说“老师好”，最好才是“坐下”。
村里没有幼儿园，猝然开始的学习总让他倍感吃力。语文课上，对着黑板，粉笔画出的字迹如蚯蚓的行迹，不能会意，只是咿呀学语一般跟着读汉字或者朗诵课文，却也记不住一个字，更枉谈理会，于是第一天的学习就这样囫囵吞枣地结束了。
即便如此，回家还要完成布置的作业，抄写汉字拼音。小波觉得笔比他自己还淘气，写字就像鬼画符一样，却比画符还困难。挤奶水一样地挤出几个字符，涂上去，又总觉得弯弯扭扭，字都长了一张苦瓜脸，真难看，擦了又擦，写到中途，外面传来阵阵鸟鸣，走了神，煞地断了思维，于是又开始冥思苦想，直到绞尽脑汁也无法再写下去的时候，才终于搁下了笔。他去找姐姐帮忙，可姐姐总是以自己功课忙推脱。母亲更忙，牛小波并不能得到太多的帮助，最后只能自力更生，糊弄一下交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