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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原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小。在我尚未出生时，我大哥夏绍荣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那时侯他已是八路军某炮兵连干部了。
我二哥夏绍鼎，老实勤快的庄稼人，三哥夏绍安原是陡沟运输站工人。他们先后皆病死了。大姐夏绍春，嫁给穆圩公社朱桥村小李庄的李全生在她七十六岁那年因病离世。二姐夏绍娥，嫁与本乡五户村的朱培柱。在她七十三岁那年也因病辞世了。
我的母亲在她四十多岁时生了我，由于那时我家十分贫穷，母亲奶水不足，饿得我面黄肌瘦，母亲就东家要碗米粥，西家讨碗面糊糊将我养活。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困苦中度过的。
青年时期，适逢“文化大革命”，身不由已，被卷入到那史无前例的洪流去了。十年“文革”，我空耗了五年时光，
一九七一年，我谋得了“公办代课”的差事。过上了郑板桥老先生笔下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的生活。十八元的月薪，只可勉强维持我个人温饱，若用之赡养父母，娶妻生子则万分不易。
我本是一九六六年的初中毕业生，由于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便永远失去了考高中的机会了。从教以后通过函授学习，我先后拿到了中师，高师文凭。因此，在我任教四十年中，绝大部分时间任初中语文教师，直至退休。
退休以后，赋闲在家，每忆往事，心潮起伏，情难自已。便断断续续写下了《凡人琐记》。聊以自慰。
乡愁
我在山东济南省立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住两个多月了。眼病经两次手术都没成功。我不敢把这消息告诉家人。恐他们替我操心。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外出“串联”至今，我在第一次手术失败后给家中只寄去一封家书，已过四十多天，尚无回音。这不怪邮政局工作人员的疏懒，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各行各业皆处于瘫痪状态。邮件再多，没得工作人员和车辆及时转运，加上小地方不少邮政局人去屋空，邮件大多被当地红卫兵截留，寄出的信，不知流落何处。家中能及时收到我寄出的信吗？“家书抵万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