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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老屋有些年头了。打我记事起，就住在这两间老屋里。老屋檐高不足六尺，二尺厚的土墙，麦穰缮的屋顶，五根杂木行条，室内进深三米多，长八米多。地面坑坑洼洼，天天扫地，地面越扫越低，本与屋外地面持平，后来竟比屋外地面低有五六寸。每到雨天都要在门槛上横放一条用泥土装记的袋子，用以阻挡雨水倒灌。常年点的煤油灯的油烟熏燎，加上父母邻居们长期抽旱烟，有时冬天在室内用棒穰、木棍烤火，记屋漆黑，墙壁和屋笆成一色，记屋充溢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屋顶的麦草已剩薄薄的一层，多处漏雨，每到春天，父亲便叫我把住在圩外的二哥找来。因为二哥有一手修缮草屋的技艺。把麦草理成一个个碗口粗的小把子，扎紧放在水里浸泡，和我到沟里抬两桶淤泥，二哥在屋上，我在屋下，将淤泥装在一只小水桶内，踩凳子递给他。他把泥倒在屋面的坑洼处，然后将小麦把均匀地铺在上面，用手按实，使得与周边屋面持平，然后在整个屋面仔细搜寻，看哪些地方已经漏雨，或者即使眼下不漏，数场雨后毕露的地方，一一找出修缮好。时间大概要半天，也不在我家吃饭，洗洗手脸便回家去了。就这样，我家老屋几乎年年需要修修补补。我二哥也不耐烦，每次找他来，他总在父亲面前念叨：就不能多买些麦草，重新修缮一遍，还能支四五年，这样年年修修补补，我有那么多时间啊！父亲无奈地说：钱呢？两间屋重修一次少说也要六百斤麦穰，找人帮忙要招待，我和你妈又不是财神，天上能掉钱不成！二哥便不再言语，低着头吸小烟袋，慢慢地回家去了。
老屋偏东头用高粱秆隔开，形成一明一暗的两间。里间用土坯支一个小炕，上面放一张芦苇席，算是我的卧室了。床前有一旧的三抽桌，上边放着煤油灯、书本、砚台等文化用具。父亲教私塾时用过的，现在传给我的纸张早已变黄的老式《康熙字典》，放在桌肚内，用时才拿出。我把它视为珍宝。父亲六十多岁时目力就衰退了，看不清字典上的字，每当我遇到难辨的字词句问他时，他能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字大概在字典的xx页，一查基本准确。可见他对这本字典的熟悉程度。他还有一套五本十卷的《尺牍大全》，线装本，到现在我还珍藏着，上有各式书信，那都是收集古人来往书信的精品，装订成册，供后人学习品味的。这些书信有朋友间的、父子父女间的、兄弟姐妹间的、上对下的、下对上的、官府间的等等，用词造句极为妥帖，用典精当。现在青年人对书信已很陌生了，用的是电脑、手机，想念对方便用视频通话，万里之外如在眼前，面对面，想说什么直截了当，无须拐弯抹角。可在我这古稀老人看来，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格格不入。青年人说我古板也罢，守旧也罢，不合时宜也罢。我总觉得老祖宗留下的数千年的文化遗产仍值得后人去珍爱与传承。无古哪有今？即使是现在，我还会戴上老花镜翻阅那套《尺牍大全》，细细品味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和遣词造句用典上的精妙。
父亲虽非绝学之士，但在当时的私塾先生中，也略有名气。不然，外地的一些地主老财主们也不会亲自登门邀请他去设馆授徒，让他们子女的启蒙老师。父亲的书法很好，我对门的染坊的春联年年皆由我父亲写。几十年不变的对联是：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鸦青鹤顶红。字的直径有三十公分，浓墨重彩，大斗笔蘸记墨，悬时一挥而就。在我看来，真是挥洒自如，铁画银钩，笔力千钧，行书兼点小草，看来使人赏心悦目。在父亲写毛笔字时，我总是帮手，替他铺纸磨墨。冬天用暖砚。关于暖砚，前有提及，就不再赘述了。
经常来我家串门的有朱二先生。他是一个退休的老中医，岁数不小，医术却十分平常。他有句口头禅：感冒不要吃药，多喝点开水自已就好了。他一生娶两个老婆，前妻杨氏，替他生下一女便离开了。续弦毛氏，比二先生小两旬，整整二十四岁，替二先生生一男一女。夫妻一向不睦，经常口角。二先生贪玩，七十多岁了，还经常到野外捕些小雀小鸟什么的。他家养一头老母猪，从未圈养，长年散放在外，陡沟街几十条大街小巷，此猪烂熟于心。年荒岁贫，人的温饱都难维系，哪有多余的喂畜牲？因此他家老母猪没日没夜四处游荡，遇什么偷什么、抢什么，乡下来陡沟街卖菜的农户常尾随其后追到二先生家索要赔偿，因为他卖的菜被二先生家猪抢走了。我们家小厨房里一口铁锅，一天夜里被二先生家母猪顶翻在地，跌了两个大窟窿，第二天告诉二先生，他嘴里不知说了些什么，至死也没把我家的锅赔上。他到我家串门，从不坐板凳，往墙边一蹲，后背倚在墙上，貌似低头打盹，实际没睡，别人讲的内容他听得清清楚楚。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夜里十一二点了，非撵不走。当时是计划经济，点灯用的煤油按计划供应，我学习要熬夜，来串门的邻居又迟迟不走，我家的煤油老不够用。亏我小姐姐母行父职，在陡沟商店任会计，我家用的煤油基本上超出供应量，得花钱去买，所以我很心疼。我家的煤油天天耗费于这无谓之处，我常常要耍些小脾气，有意把他们气走。
第二位常客便是三大爷，人送绰号“老水牛”，可见他性子慢，动作迟缓，人又肥胖，他来串门要占一个很大的空间位置，一坐下来便打呼噜。一来他与我父亲平辈，二来他年长我父亲几岁，也不好说他，一直到所有串门人都走了，母亲才把他叫醒，他才慢腾腾地回家。
第三位常客便是赵景生，他是姓夏姑爷，早年开过染坊，为人古怪，不修边幅，脚上一年四季穿一双高木屐。此物比鞋底稍大一些，用一块一厘米多厚的鞋底形的木板，两头钉上一寸多高的、三厘米见方的木块，鞋底形木板四周钻上无数小洞，将单鞋（冬天是棉鞋）用麻绳绑在木板上。人穿上它如通踩高跷，离地二寸许，好处是他鞋子不靠地，冬天暖和，雨天鞋子不湿。他常年穿这东西，即使担柴挑水，行走如飞，从不摔跤。别人也曾试着穿，往往把脚踝扭伤。他来串门，人未到，那高木屐嗒嗒嗒声已传来。我父亲待在床上便知是他来了，我父亲笑嘻嘻地戏称“又是老狗赵元启来了。”可能赵元启此人在古戏文中是个财主且吝啬刻薄。他听了也不反唇相讥，又不苟言笑，进门便说：“用野菜拌豆浆在锅里煮熟，加上佐料，比大米干饭都好吃。”有人笑答：“我用这饭换你家大米干饭怎样？”他便不再言语了。
第四位是夏绍标，身高不足一米六五，头大脸长，双腿较短，职业是“八根系”。所谓“八根系”，就是贺郎挑。贺郎挑的扁担又长又弯，向上跷，为了防止扁担在身上翻身，在扁担的两头各用一长约三十公分、两寸多宽的木板，一头钻与扁担头大小相通的洞，下方打一小洞好留穿系柜头的绳子用。这块木板的上头插入扁担头，控制扁担不翻身，下边小洞穿绳子，绳子一头四根，固定在装针头线脑的木柜上，一头四根，正好八根，因此叫“八根系”。往肩上一挑，扁担两头跷，两个小柜头一上一下有节奏地一起一落，煞是好看。那时他五十多岁了，却与我平辈，我总叫他标哥。标哥爱美，便衣上装是宝蓝色，胸前密排金色纽扣，宝蓝色长裤一年四季打一白绑腿，五寸宽白布打在脚脖上边，显得白蓝分明，十分耀眼。整日挑着货郎担，手摇铜铃，穿街过巷，越村入户，周围十村八寨的大姑娘小媳妇他没有不认识的。他都晚饭后来我家串门，他一来，老屋便热闹起来了。各人皆听标哥开讲，哪庄哪村大姑娘长得水灵，哪家老公与儿媳在一起睡觉，被儿子发现追着老爹用棍打，讲得有声有色，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屋内便发出一声声大笑。众人送标哥一个美称“俊不够”。
来我家串门的除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外，也有一些年轻人来听我父亲讲书。如在生产队的崔雨、夏绍有等。他们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没资格到屋内占位置，只好坐在我家门前石磨的磨盘上，侧耳倾听屋内人们的说笑。他们一般坐不长，也就坐了半个多小时便到别处寻乐去了。
老屋的小桌上放一个盆口大的烟匾子，里面放着半锭烟叶面子、火刀火石、火纸捻子。串门人一时来了烟瘾，便端过烟匾，拿过没有烟带尾的竹竿铁锅的旱烟袋，装上一袋烟，拿过火刀火石，抽去插在竹筒内的火纸捻子，贴在有棱的火石上，用火刀轻轻一刮，火星四溅，火星落在火纸捻一头的灰烬上，用手轻轻一摇，青烟冒出，再用嘴一吹，火纸捻便死灰复燃了，往烟灰上一凑就开始吸了。烟锅天天用，锅壁上日积月累的污垢，有两个铜钱厚，烟锅内的空间日渐缩小，装在里面的烟叶面子又会堵塞，因此没吸两口便吸完了。由于烟叶面颗粒太细，往往随烟杆吸到嘴里，吸者便大口往外吐唾沫，将烟锅内灰烬在鞋底上磕干净，重新装上，用尚未熄灭的火纸捻子再次点上，猛吸两口，两缕青烟从鼻孔冒出，才算过了烟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