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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
“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
“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荀彧的“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袁涣的“大收篇籍”和傅幹的“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显然指的都是一件事，即重整文化教育。
曹操并非不认可儒家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建安八年下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但显然这一政策并未一以贯之，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几人的劝谏了。
其原因除了战乱年间无法进行稳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外，主要还是在曹操内心深处，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压倒了一切，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遵从荀或等人的建议。
更有可能的是，他想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再做这些事，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都可看作是他对治世和乱世应各有其首选政策的不同表述。
所以他虽然对荀彧的建议“常嘉纳之”、对袁涣的建议“善其言”，但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对傅幹的建议则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如前面所说，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不容抹杀；同时，曹操“唯才是举”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