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理与历史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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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体系当中，大致以长城作为南北分界，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作为东西分界，以浙闽丘陵、两广丘陵作为海陆分界，有多个历史行为主体在不断地互动。它们的互动过程，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这不仅仅是指周代的状态，更是指秦统一中原之后，长城南北定居的中原帝国与游牧帝国对峙、互动、互为条件、互构的状态，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有时表现为超越定居、游牧之对峙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无论哪种样态，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多元的体系而存在。儒家地区是这个体系当中文化最高的部分，是整个体系历史的记录者与叙述者，儒家的天下观念也成为笼罩在整个体系之上的正当性基础。但是这个体系的担纲者，却不一定来自儒家地区，相反，其外化为普遍帝国的时候，其担纲者必定来自非儒家地区，其缘由详见后述。

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体系的演化史。普遍精神的现实化过程，便是这个多元体系不停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的过程，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经常是在一系列战争之后，冲突的各方终于形成均势，整个体系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寻找均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从东汉末到隋唐；特定的均衡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宋辽澶渊之盟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或者是作为长寿帝国的明清。这种均衡状态可能呈现为外部均衡，即相对稳定的列国状态，此时是若干个政权在彼此对峙；也可能呈现为内部均衡，即相对稳定的多元帝国状态，普遍帝国形成。

整个体系的演化，在每一次大循环的时间结构中，最终都会向内部均衡，也就是普遍帝国的方向收敛，但是过程多有曲折。而均衡又会因为小冰期、小暖期交替的气候变化，或者技术、经济等的变迁而被打破。冰期到来会导致生产骤减，暖期时间足够长则人口过度增长，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人口、资源压力关系发生变化；有政治意义的技术变迁，会引入新的经济要素乃至全新的精神要素，进而引发社会结构出现根本变化。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已经建成的无论何种均衡走向瓦解，体系进入寻求建立新均衡的艰难历程。

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多元的地理结构形成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会带来各区域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逻辑，并且这些逻辑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复杂的互动乃至互构的关系。进一步地，就任何一个政治体而言，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都是其存续所依赖的基础前提，而这两种能力又都与自然地理有着深刻关联。军事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容易理解，比如北方的骑兵不适于南方河网纵横之地的作战，南方的水军不适于北方干燥广袤之地的作战等。财政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则在于地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会决定何种实体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不同的地理结构也决定了政府控制社会的成本会大有差异，比如政府控制山区社会或海洋社会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社会，这决定了政府与社会的博弈能力，以及财政征收能力。这些还会进一步影响到，政府对于意识形态有着选择亲和性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对于作为体系的“中国”而言，都构成了其秩序形成路径及秩序持续能力的约束条件。

因此，对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体系史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不同地理区域的诸运行逻辑加以分析，这是有效理解中国历史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