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海洋 (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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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海洋世界，一种全新的视野就会浮现出来。中国的草原、中原、海洋三种生态、地理、经济环境的历史互动中，在古代，草原、中原关系是秩序的生成线；海洋地区则是陆地的附属物，它是逃避中原帝国统治者的去向，中原、海洋关系也构成秩序的传播线。到了近代，由于西方人从海上到来，大海不再是作为陆地的附属物，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呈现出来，海洋、中原关系变成秩序的生成线；海洋成为一个最具能动性的力量，中原必须适应海洋上到来的变化，中原、草原关系则构成了秩序的传播线。
在古代，长城沿线和东北地区，是草原、中原的过渡地带，是秩序的创生力所在地；到了近代，则会在海洋、中原关系中发现过渡地带，构成新的秩序创生力所在地。此时可以看到一个双重的过渡地带浮现出来，一重过渡地带是南洋，它作为大陆帝国与海洋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就像大中亚地区一样，作为各种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的交错地与融合地，不断地提供对于大陆帝国的精神刺激与经济刺激；另一重过渡地带是东南沿海拥有口岸的地区，这里指广义的东南沿海，包括汉口、九江之类有口岸的地方，它作为南洋与大陆帝国之间的次级过渡地带，将各种从海洋上来的精神刺激，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过程，说得更具体些，就是晚清以来的各种政治变革的原动力，都是从这些地方最初发起的。
海洋与陆地的冲撞，在东亚大陆帝国所引发的政治过程，在今天仍在继续其运动逻辑。中国与海洋世界的关系，在近代历史上长期地从属于其北方的大陆帝国俄国与海洋世界之间的对抗关系，<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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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海洋政权与陆地政权的对立被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即所谓的海洋对抗陆地。”参见［德］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页。施密特的这本小册子对于海洋与陆地之对抗关系的政治哲学意义的发掘，极为深刻。">中国的历史是这样一个大历史之下的分支过程，从晚清开始到冷战结束差不多一直如此。到后冷战时代，中国作为大陆上的强国崛起了，但这个崛起过程是以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在世界经贸秩序即海洋秩序当中为条件的，这与当年的俄国-苏联与海洋世界的关系大不一样。
因此，中国是作为一个海洋与大陆之间的中介机制存在的国家，<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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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八章相关部分的探讨。">
进入到与海洋国家的博弈进程当中，这种博弈的复杂性超过当年单纯的海陆博弈，其中的政治意涵仍有待人们深入发掘，其各种可能性远未穷尽，仍有待继续展开。也正因此，这里才敞开着更加值得我们去创造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