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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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回归塞外之后蒙古汗系的流转过程及蒙古大致的政治过程，笔者参考的是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1—413页；以及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8年）一书中散见的相关部分。">
在此之后，蒙古的宗教逐渐完全接受西藏的传统，不像元朝时藏传佛教并非唯一国教；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则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建立了起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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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717页。">
格鲁派有了外力支援，在雪域的诸派竞争中获得了优势。
俺答汗作为忽必烈转世，获得远远超过正统大汗的正当性；于是他开始大力推动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打压蒙古原有的萨满教信仰——这在特定的意义上与当年吐蕃帝国内相互纠结的政治斗争与佛教、苯教之争可做类比。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获得了很大成功，信仰的转换，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效应，活佛对尊号的授予有了正当性。此后草原上一发不可收，有若干个小支的部落首领，乃至非黄金家族的部落首领，都通过成为某个活佛的檀越（施主）而获得了汗号。蒙古的法统由此彻底分裂了，那种精神世界的底层统一性也就破掉了。
这样一种分裂进一步削弱了蒙古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力，17世纪初期即位的正统大汗察哈尔部林丹汗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林丹汗原本信奉格鲁派黄教，也组织人将大量的藏文佛经第一次译成蒙文，如此便可在某种意义上掌控话语权，试图以此来统合基本都是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统合的过程伴随着战争与集权，林丹汗欲速则不达，反倒驱使很多部落离他而去，投奔了新崛起的女真人。黄教并未给林丹汗带来他所期待的帮助，林丹汗遂两次改宗，最后选择了信奉噶玛噶举派，这使其在蒙古诸部中更陷于孤立。其时，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在西藏正处于激烈对抗状态，宗教斗争便与蒙古的政治斗争搅在了一块。在皇太极于1634年联合蒙古诸部打败了林丹汗之后，林丹汗产生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他率领仍然忠诚于他的部众逃往青海，并计划在此与漠北喀尔喀部的一支、曾劝他改宗噶玛噶举派的盟友却图汗会师，然后攻入西藏，以千钧之力灭掉格鲁派，扶植噶玛噶举派，再挟此精神秩序，回到蒙古扫平丧失了精神世界的诸部，一举成为横跨草原与高原的霸主，同时掌控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雄踞整个内亚世界。
这样一种大胆的战略倘若成功，将对东亚帝国形成一种巨大的军事压力——当年的汉唐帝国对于草原与高原上两支独立的力量形成盟友都会感到紧张，更何况草原与高原这次还能够结合起精神秩序与政治、军事秩序联为一体。林丹汗的冒险因其病亡于青海而告终结，蒙藏帝国并未获得机会现实化；林丹汗死后，其家人回归本部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继承了大元的法统，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大半个世纪后，准噶尔汗国攻入拉萨，初步实现了将雪域高原与草原联为一体的野心，蒙藏帝国看似将要变为现实。大清迅即出兵，经两次远征，将准噶尔汗国赶出了西藏，此后又经几次大的战役，终于在1755年灭掉了准噶尔汗国。准噶尔的失败，除了它无法取道被和硕特部所控制的青海，只能从西边的阿克赛钦入藏而成本过高，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明代中后期，西域开始伊斯兰化，并逐渐传播至河西走廊，这使得草原与高原之间被打入了一个精神秩序完全不同的楔子，内亚的博弈因此变得非常复杂，横跨草原与高原的大帝国无法聚起那种可怕的力量。汉、唐帝国曾在中亚地区构建的地缘战略大十字，在17世纪以多种精神秩序之博弈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即便林丹汗真的实现了灭亡黄教的计划，蒙藏帝国恐怕也难以成功地建立起来。西域因此而有了更多一层的历史哲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