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3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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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曾经征服了这一地区，越南经历了约20年的“北属时期”，但最终还是赶走了明朝统治者，建立后黎朝，并发布《平吴大诰》。大诰有云，大越“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明确表达了不同于中原的主体性意识。而日本方面，由于16世纪初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银矿，出现了新的经济变量；在16世纪中期火枪又由西方从海上传入了日本。新变量的出现，使得日本结束了分裂的状态，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随即发动了侵朝战争，意图“超越山海，直入于明”。虽然战争失败了，但是其独立意识已经表露无遗。
到明清鼎革，明末遗民朱舜水先生将朱子学传于日本，水户学因此而成，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便是东洋独立的历史哲学宣示，大清在“华夷变态”之说中沦为夷狄，中华正朔转移到了日本。日本国学派在这之后逐渐兴起，“国学派崛起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崇拜中国的江户社会，一个企图建立日本主体性的反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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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蔡孟翰：《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原理》，载《思想史》第4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3月。107页。蔡孟翰先生此一长文对于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民族主义生成之思想渊源，有着非常精到细致的分析。">。
越南阮朝同样自视为“中夏”，认为中原正朔已绝；这一宣示，不过是对两百余年前《平吴大诰》的重申。而与中原帝国关系最近的朝鲜，则在私下里不废崇祯年号两百余年，视大清皇帝为“虏王”。
儒家的天命观与正朔之说仍是这些国家赖以想象世界的坐标基础，但他们通过对于天命与正朔的重述，从而依托儒家完成了独立于中华帝国的自我意识的构造，并推进了本国内部的集权化进程，东亚世界后来的国家政治的结构，于此初现雏形。也正是这些自我意识的浮现，使得东亚的海洋世界被主体国家所分割，此后再无如汪、郑一般治下一统的东亚海洋秩序。如此一来，则东亚的海洋变成了陆地的衍生物，背离了海洋所能涵育的个体主义、普遍主义秩序。
但是，远方的海平面上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船帆，一种全新的力量正滚滚而来，几百年前澳门呈现出来的一个点，将转化为完整的一个面，并会进一步呈现为多维的一个系统。西方将会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将东亚的精神世界还原为一种特殊存在，进而促成东亚世界的自我重构，并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
中国的历史遂进入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阶段，通过这个转型，中国历史将进入今天仍在进程中的第四轮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