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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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学和今文经学的思考当中，时人的视角被进一步引入对经世实学的关注。随着大清在乾隆年间平定西北，经世实学中遂发展起西北舆地学，并成为清代学术一大潮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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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今文经学家龚自珍“以‘天地东南西北之学’阐发六经、诸子之微言大义，从而将经学问题与舆地学、天文学和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密切地连接起来”。（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505页。）">

在西北舆地学当中，辽金元史获得了不一样的意义，中原学人第一次将视野严肃地投向了草原。儒家的普遍理想之外化，至此终于从草原和中原两个方向获得了精神自觉。大陆帝国的精神现象学可能性，至此终于被穷尽。新的现象可被整合在既有的精神秩序当中获得理解，譬如大清将对俄罗斯的事务安置在理藩院当中，对其进行“羁縻”；这显然是一种理解错位，但在儒家框架下这差不多已是能够做到的极致，这也意味着东亚轴心文明所外化出的大陆秩序已经走到了尽头，其精神现象学运动已从各种意义上为现代海洋秩序的进入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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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5.海上声教的完成时

从南朝以来，草原方向的压力不断地将中原地区的文化鼓荡而出，通过海洋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大清不啻是草原冲力的最后一波，它再一次将中原的文化向外鼓荡，并因此刺激了此前早已孕育的东亚海洋诸国的自觉意识。

自明朝建立后，这种自觉意识便已开始逐渐浮现，其起点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生成。宋元两代，中国的铜钱一直在向周边大规模地流出，也刺激了周边海上地区诸多自由商业圈的发展。但是到了大明，厉行海禁，铜钱的对外流出停止了，这对东亚海洋世界的秩序是个大的震荡。周边地区被迫主动通过政治方案来应对此一冲击，能够成功应对的政权，便显示出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越南北部地区便完成了从依赖贸易的东南亚型政权向以官僚制、常备军和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式国家转型的过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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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