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远东的力量格局 (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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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bold">2.直迄一战的英国远东战略
切换到远东来看，便可知，英国在这里的谋划势必要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草原帝国对于中原的“榨取-保护”的关系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其中的行为主体和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相对国力下降，面对德国在海上的挑战、俄国在亚洲陆上的挑战，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故而英国被迫开始放弃其“光荣孤立”的政策，寻求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遂构成此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石。但英国的结盟政策，仍然是确保其普遍经贸利益的手段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确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统一与适度繁荣，以及确保英国对其的控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英国赞同美国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之变后，会同美国重申此一政策，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证中国不被肢解。
而在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及其智囊团看来，世纪之交的时代正面临着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巴黎向外转移的契机，它或者向东移至柏林和彼得堡，或者向西移到纽约。这个重大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所以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洋民族应该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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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周桂银、杨光海、石斌、刘飞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52—453页。美国的相关战略思考，还可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也是后来美国能够顺畅地接过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英国很快主导并带同其他列强，向袁世凯发放了“善后大借款”，力图以此扶植起一个有能力在中国维系基本统一局面、保证市场繁荣的政权；同时，通过五国银行团的协同行动，将其他列强也捆绑在同一利益格局当中，以确保英国所主导的远东格局不受挑战。英美两国的这种政策取向，是中国在最衰弱的年代中得以“以夷制夷”，不至于彻底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英美的善意，而是出于它们对于自身最佳利益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