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第1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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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获得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中国的视界中将会展开一片前所未有的时空天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不断努力克服自己的内在失衡的历史。这种失衡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都深刻地存在着；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内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化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
现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际是以意识形态为其正当性基石的。意识形态直接塑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种观念的而非实践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来。它的极端表现，是用“观念”取代过去的“宗教”，将政治再绑架进入一种“伦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种对于民族的致密体认识，这在现代呈现为韦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铁笼”。两次世界大战的源起，与这种观念对政治的绑架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将再一次面临被观念所绑架的危险。在一个因为各种世界层面的失衡与挑战而被打开的“林肯论辩”的过程中，异化了的“伦理官僚世界”将再次获得机会形成自我突破，真正进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国本身也将在这个过程中突破自己的历史，进入到“政治世界”。
咨诸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在若干轮的大循环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自由的展开过程。中国的古代历史便是这种自由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它到古代后期却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于无法兑现自己的轴心文明对于人性与尊严的承诺，从而内在地吁求着外部力量的到来。到了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乃至互构，而朝向自由法权，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历程。今天，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中国，已经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法权。虽然从长线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从中短线看，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将在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