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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眼神躲闪了一下，攥紧手里的斧头，声音生硬：“种啥菜？地都没了！都给人家大老板了！钱拿了！”他不再看徐远，低头狠狠劈柴，沉闷的“嘭嘭”声带着一股戾气。
“那您这日子……”徐远试探着问。
“饿不死！”老汉闷声回了三个字，不再多说。
徐远又问了几句补偿钱够不够、村里有没有安排啥活计之类的话。老汉要么闭口不言，要么就是一句顶回头的“饿不死”、“轮不到你操心”。那份资料上的“调解到位”四个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在徐远心上。
他换了一家，是资料里记录“生活困难申请低保”的人家。家里只有一个生病的瘦弱老太太躺在床上，神志有些不清。
隔壁一个看似是她儿媳的中年妇女过来照看，面对徐远小心翼翼的问询，只是摇头：“领导，俺婆婆病得久了，糊涂了。补偿的钱……够看病吃饭的……不够再说……村里…村里都挺好。”她说话声音很小，眼神飘忽不定，似乎害怕隔壁邻居听到。
连续几户，都是类似的反应。
提及土地流转和补偿，村民要么沉默回避，要么生硬顶撞，要么含糊其辞。那份表面结案的“清单摘要”，在此刻的现实映照下，显得如此空洞和虚假。更让徐远心惊的是那份无处不在的恐惧感——一种深入骨髓的沉默与避讳，对“上面”、对“大老板”、甚至对穿着这身制服的所有人。是什么让他们集体噤声？
他转到村后，那里地势较高，看得更远。一个瘦高的背影正在坡地上艰难地收拾被丢弃的、半枯的烟叶梗。那是村里的老支书赵有才，信访名单里他的名字很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