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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明是从天刚亮时的筒子楼下被直接带走的。他没再开他那辆扎眼的黑色轿车。两个穿制服的片警把他从五楼带下来时,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浸饱了脏水的旧抹布压在城市头顶。他头发不再油亮,散乱地糊在额前,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夹克,扣子都歪扭着。他试图挺直背,但那姿势在我眼里充满了强弩之末的虚张声势,像个断了线的木偶被无形的手推搡着往前走。下到三楼拐角时,他忽然朝我家那扇贴着褪色年画的旧门看了一眼,眼神隔着清晨的薄雾,凶狠得仿佛淬了毒,像一条被踩了七寸的毒蛇。
然而那阴鸷到极致的一瞥,在看到门边站着的我爸徐大伟那一刻,骤然变了。像是毒牙刚探出就被一根更粗的铁棍瞬间砸扁了回去。李建明的嚣张气焰被徐大伟沉默伫立如山峦般的身影碾得粉碎。我爸就那么堵在楼梯口,身材并不魁梧,却站得极其扎实稳当,微微佝偻的脊梁像是被无数个夜班和机油浸透的辛劳压得习惯了那种弧度,此刻笔直如一截沉默且蓄势待发的钢铁。他只是站在那里,没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种机修车间里常年与冰冷钢铁角力磨砺出的、岩石般的粗粝沉郁笼罩着周围稀薄的晨雾。李建明的目光与这沉默的岩石只碰撞了零点一秒,那毒蛇般的凶狠就彻底坍缩了,只剩下一片被骤然抽空的、灰败的惊惧。他踉跄了一下,迅速低下头,几乎是惊慌失措地加快了脚步,被两个片警夹着,匆匆忙忙、跌跌撞撞地踩下楼梯,消失在弥漫着煤球烟味和阴冷水汽的楼道深处,像一滴污水,终于被泼了出去。
我趴在自家那扇隔着铁栅栏和破洞纱窗的木门上,努力用脸颊挤开一条缝,眼睛几乎贴在冰冷的铁栏杆上,透过栅栏的间隙,拼命向下张望,直到那三个身影彻底消失在楼道的阴影里。悬在嗓子眼里那团憋胀了好久的、滚烫的、不知该叫解恨还是惶恐的东西,轰然散开,呛得我眼圈发酸,但最终没有眼泪掉下来。心里面某个地方,那种常年被湿冷青苔覆盖、日夜阴冷疼痛的感觉,仿佛透进了一丝微弱却干燥的光。窗台上被我碾碎花瓣的矮牵牛,新发了孱弱的嫩芽,畏怯地舒展开一点翠绿,第一次被遗漏的阳光照亮叶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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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伤口开始结痂,是那种痒痛交织、格外需要小心翼翼的时候。
那盘载着李建明自述胁迫罪证的旧磁带,连同那把黄铜锁环都断裂了的破旧抽屉,被爸爸彻底清理了出去,一起丢掉的还有妈妈刘梦那几件在记忆里变得刺眼的衣服。他沉默的动作像一场无言的审判,又像一场笨拙的清扫仪式。阳台上那个巨大的黑洞被新的窗框玻璃填满了,工人在外面敲打框钉时,发出笃笃的声响,屋里回旋的穿堂风终于停止呜咽,只有那盆矮牵牛的嫩芽在风停后悄悄舒展了一些。新的窗框牢固,玻璃干净透亮,能完整地框进楼下那两棵抽了新芽的老槐树。
饭桌上的变化最明显。爸爸夜班回来得更准时了,偶尔厂里有急活拖了点时间,他也会提前在楼下小卖铺花一毛钱打个公用电话回来报个信。桌子上不再长时间只有冰冷的剩菜剩饭。刘梦好像终于从那个巨大的漩涡里挣扎出了一点力气。她开始学着爸爸的样子和面,动作生涩笨拙,发丝垂下来粘着汗湿的面粉。蒸好的馒头常常大小不一,要么瓷实发酸像个铁疙瘩,要么软塌塌地粘牙。但那蒸腾的面香气却暖暖地弥散在屋子里。她买菜也开始讲价了,虽然常被菜贩子抢白得涨红了脸,最终还是蔫蔫地掏出零钱。一个周末清晨,天还没大亮,徐大伟值完夜班回来,带着一身寒气,破天荒地递过来一个用塑料袋裹着、带着滚烫铁板温度和浓郁蛋香的手抓饼。他从油腻的夹袄口袋里掏钱的手冻得通红。
顺路,他把饼放到刘梦面前,声音依然粗硬,视线不自在地垂着,厂门口新支的摊子。
刘梦接过那个温热的袋子,指尖飞快地擦过徐大伟冻得通红粗糙的手指,又像被烫到般缩了回去。她低着头,用牙齿一点点撕咬着热乎乎的面饼边缘,小口小口地嚼着。热气熏蒸得她眼圈又开始发红,滚烫的油渍洇开一点点在粗糙泛黄的旧包装纸上,像一滴努力噙着的泪没有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