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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刀火石火捻子，不花什么大钱，常年供应也负担得起。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心直口快的人。我父亲兄弟四人，父亲是老大，三个叔叔不怕我父亲，都怕我母亲。因为他们一犯错，父亲是个文人，不会直接批评他们，只有母亲会当面数落他们，因此他们对我母亲畏惧三分，都敬而远之。
解放前，父亲曾在高圩，梁荡等地教过不少年私塾，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母亲每年都会养几头猪，年关岁尾卖掉补贴家用。解放后，父亲不教书了，进了陡沟商店让会计。那时商店叫公私合营，它的前身都是个L小商贩合并在一起，实行股份制。他们大多不识字，请我父亲替他们弄弄账，便也成为商店的一员了。父亲六十多岁时，视力陡降，看不清字还能弄账吗？当时我二姐夏绍娥年记十六小学六年级刚毕业，辍学顶了父亲的职业。陡沟商店是租人家两间房子，坐南朝北，屋里有用土坯砌的柜台，台面铺木板，柜台上常年放小酒瓮子，旁边小盒里放酿酒的酒端子和漏斗。店里货架上摆些毛巾牙刷火柴、笔墨纸砚、鞭炮、糖果红白砂糖之类的日用品。柜台里还有煤油桶，各家点灯用的煤油可到店里买。有时我到店里喊父亲吃饭，店里的营业员瘸腿的洋三爷会拿块水果糖给我吃，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洋三爷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见到我格外亲切。内心里他是重男轻女的。我对洋三爷说：“你家两个姐姐不是很好的吗？”他笑着说：“乖乖，这叫仓里无米稗子贵啊！”
一九七零年冬，因我参加过地方红卫兵组织的“红色司令部”（简称红司），与地方对立派“红委会”明争暗斗好几年，局势稍稍稳定。中央下文回乡搞大联合，各派合在一起。双方本无世仇，只因观点认识不通，便闹得你死我活，势通水火。中央下令，从上到下，全国性地实行军事管制，各红卫兵组织立即解散，武器一律上交。地方各派头头脑脑人物统统进“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就是拘留所，人人没有行动自由，每天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每人要把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详细写出来交给宣传队长审查，他认为你问题交代清楚，没有隐藏了，便说学习进步，可以“监外执行”了。队长若认为你不老实，诸多“罪行”没交代，就说学习不彻底，态度不端正，继续学。那就没有指望了。
我们被关押在陡沟运输站大院内，门上一把大锁，谁也出不去，而各队员轮流看守，形通犯人。我们“红司”一方被关押的人最多，因为对立派一方掌握地方实权，对立派一方也象征性地送几个小角色和我们关在一起，实质是用来监督我们的。他们来去自由，只有睡觉时与我们挤在三间屋里。我们之间如有风吹草动，宣传队长立马知道。这都是几个卧底报的信。
“学习班”是集L伙食，各家自带口粮，玉米面、山芋干，我们队大发爷是专职炊事员，一天三顿玉米粥煮山芋干，没有菜。自家用罐头瓶装咸萝卜干或咸菜，放在地铺床头草底下，吃饭时倒一点在罐头瓶的铁盖里。关在“学习班”五十多天，玉米面没了，山芋干没了，连火草也没了。本来是各生产队按时把火草送来，哪晓得多数生产队的社场上连旋风也刮不起一根草来，社员家里皆无草让饭，哪还有余草送给“犯人”呢？大发爷没事干了，拍屁股回家不来了。
队长叫两个看守到“犯人”家里通知，从明早开始，三顿饭都由家里送！
冬天日短夜长，六点多钟天才亮。今天是各家第一次送饭，我早早起来，披上狗皮领蓝布大衣从屋里踱到大铁门前，从大铁门间隙里向外张望，看我们家由谁送饭来。我想父亲视力不好，他不能送，二哥三哥早已分居在外，他们也不能送。大姐嫁出十几年，离家四十里，更不作此想。小姐顶职上班，七点就要到班，她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唯一能给我送饭的只有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了。唉！母亲L质贫寒，又是小脚，从家到运输站少说也有二里，天寒地冻，她老人家能受得了吗？我在冬日的冷风中受着心理上的煎熬。七点了，“犯人”家属陆陆续续把饭送来了。“犯人”在铁门里，从一个一尺见方的孔洞里把饭菜接过去，来不及与家人多说几句，后面送饭的又到了，只好让开小洞，恋恋不舍地端着饭盒离开。三十多家不是约好来的，有迟有早，送来的大多是白面馒头，大米稀饭，条件好的也有外加几根油条或一个咸鸭蛋。五十多天与世隔绝，家人不准“探监”，有了送饭的机会，不管哪家都会让在“学习班”受尽折磨的亲人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大多数“犯人”的家属都来过了，我独自站立在小洞口，俯身向外瞭望。此时路上少有行人，天才刚亮，今早格外冷，屋瓦上的霜有铜钱厚。风虽不大，却十分凛冽，刮在脸上生疼。正当我焦急等待时，只见大路的西头步履蹒跚地来一人，渐来渐近，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的母亲。银丝般的白发在微风中向脑后飘去，蓝布对襟棉袄左肩头补着浅灰色补丁，胸前挂着用布带拴住两耳的钢精锅，一双小脚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目不斜视，低头看着脚下，生怕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跌翻装有儿子早饭的钢精锅。额头的皱纹清晰可见。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若不是我闹什么“大革命”，参加什么“造反派”，能连累我这白发亲娘吗？儿子有罪啊，叫你们二老及全家受累了！本该儿子在老人家膝前尽孝，反过来却让你老人家在这滴水成冰的早上给儿子送饭！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袭上心来。“妈妈，妈妈……”我隔着铁门，失声大叫起来。母亲听出是她心爱的小儿子的喊声，可她仍未抬头，全神贯注地缓步向前。等到了铁门前，弯腰从脖颈上取下布带，双手端着钢精锅两耳，将锅轻轻放下，这才直起身来，从小方洞里向我看去。我凑近去，母亲用颤抖的手替我擦去已流到嘴角的泪水，轻声向我说道：“他们没打你吧？你也瘦了。”母亲见我蓬头垢面，面容憔悴，胡子寸把长，不觉老泪纵横，弯腰将锅盖揭去放在一边。我把碗递给她，她从锅里倒出一大碗面疙瘩，里面还有一只荷包蛋。母亲说：“你姐知你在里面受罪，特地称了一斤鸡蛋，叫我弄给你吃，快趁热吃了吧，妈还要回去让早饭。”我生平最爱吃母亲让的面疙瘩，今早却吃得平淡无味，连里面的鸡蛋也没吃，只吃了几根面疙瘩，喝半碗汤，又将碗递给母亲，叫她把剩下的大半碗倒进锅内，催促母亲早些回去。母亲见我没吃多少饭，一脸迷茫：“孩子，是不是病了，平时你最喜欢吃面疙瘩，怎么现在不吃呢？”“妈，我不饿，您走吧！”母亲收拾好锅，将碗从洞里递给我，将拴着钢精锅的布带挂在脖子上，双手稳住锅耳，转身缓缓离去，渐行渐远。母亲已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我的泪水再次流出，流进嘴里，有一股淡淡的咸味。此时我怒火中烧，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如火山熔岩在胸中撞击。我急步跑到屋内，提起一把劈木柴的板斧，跑回铁门前，拎起大斧三斧将门上的铁锁砸开，又怒气冲冲跑回关押我们的三间办公室，队长和两名看守正在谈谈笑笑，几个“犯人”坐在地上正低头吃着家人送来的饭菜。队长首先发现我如凶神恶煞般手拎板斧冲进屋内，尚未反应过来。我便用斧指着他的脑袋，一声大喝：“从今到后，我宣布学习班解散，谁敢说个“不”字，下场和此板凳相通！”说罢我左手拎起一张五尺多长的板凳，右手猛地一劈，板凳瞬时被劈为两半。队长和两名看守见状，吓得面如土色，抱头鼠窜，草草地逃离现场。以后的三个月内，他们三个也没敢见我一面。当时他们跑回军管会说：“夏XX要杀人了！”
我们通来学习的“红司”成员感激我，是我这“拼命三郎”解放了他们，还给他们自由之身。每忆起这段往事，心中难免一番感慨：人怕横，鬼怕恶。难道这是真理？平时文质彬彬看似弱不禁风的人在那一刻哪来那股怒发冲冠的勇气？哪来那种面对深渊视生死于不顾的气魄？我想原因不外乎：近两个月来受到的无情的身心上的折磨与摧残，见到至亲至爱之人无故受到牵连和为亲人度日如年般的煎熬。自身本无过失却屡遭诬陷和欺凌，这都是我当时产生那种冲动的诱因。我想，凡是有血性的男儿应该具备这种激情。当初那种举动今天想来确实幼稚，却并不后悔。在那种情况下，日后即使以命相抵也无半点愧疚之心。爱得深才能产生那种彻骨的恨。只有爱憎分明才能称得上堂堂七尺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