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哲学篇：中国历史哲学纲要 (第1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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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普世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介质，通过它，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激情也获得释放；整个民族由此被彻底动员起来，开始获得精神自觉。精神自觉产生的前提是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形成某种撕裂关系，撕裂使得人在痛苦当中意识到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识于是形成，有了精神自觉。精神自觉并不必然会导向建设性的方向，但它会带来对于未来的想象与规划，历史就此进入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当中，而不再是无目的的漂流。
共产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叙事，基于其对终极历史发展方向的掌握这样一种信念；在传统的天命史观看来，此一信念是反历史的，但由此展开的努力恰恰延续了中国传统史观的基础信念——大一统（其又转化为“统一”）。一个极富辩证色彩的转化就此浮现，作为信仰的历史，其名被抛弃，其实则长存。古代传统史观下的历史必须死，因为中华民族必须生！这个必须生的中华民族，就是那具有超越性之中国历史的道成肉身。
经过这样一番历史哲学的挖掘，一种对20世纪中国史的新理解便浮现出来。
作为中华民族之信仰的历史，它超越于具体的特殊性现实，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目的，要不断地自我实现。它是其自身命运与方向的定义者，不受个别意志的左右。历史的局中人未必会对此有清晰的意识，但是历史在其精神现象学运动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向人们揭示这一点。历史以共产主义革命作为其自我实现的必要工具，以打造出一个“普世民族”。之后，又一次自我超越便会成为新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历史将继续向其内在目的前行。
在正在进行中的第四轮大循环里，也可看到类似于前三轮大循环内部的小循环结构。
从清末的维新变法到北洋的修约努力，背后都贯穿着一种抽象的普遍理想。无论是康有为从儒家的天下观念投射出的“大同世界”，还是北洋政府对威尔逊主义的悦然接纳，两者都是从一种超越于中华国家之上的普遍秩序角度展开想象的。但在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仍以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为前提，展开普遍主义想象，试图以儒家话语勾勒出一种现代秩序。北洋时期对威尔逊主义的接纳，却是将中国置于世界秩序的因变量地位，试图融入西方秩序；其对普遍主义的理解，是以普遍秩序下的多元主义为前提。多元主义是一种隐蔽的特殊主义，它是小国在接纳普遍主义时，为防止自身被大国在精神上吞噬而披的一件外衣；但中国的体量使得它事实上无法作为因变量获得理解。<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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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对此可以再多解释一下。中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它是国际秩序当中的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此处所谓“自变量”，是指其活动会对其所依存的系统造成实质性的扰动；“因变量”的活动则不会对系统造成实质性的扰动。中小规模国家可以采用多元主义的方式，加入大国所主导的普遍秩序，因为它们的加入不会对普遍秩序本身造成什么扰动，普遍秩序可以让中小国家获得更友好的外部环境，多元主义则可以反过来保护它们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超大规模国家，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它对普遍秩序的加入就会重新定义该秩序。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这种规模的大国，倘若要以多元主义的方式加入世界秩序（一如北洋时期所作），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即便它暂时还不是个强国，也无法成功；中国只能通过某种普遍主义的方式加入（并参与重新定义）世界秩序。关于多元主义，可以参见[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杨立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该书主要是从内政的角度谈论多元主义，但对我们思考外交问题也会很有启发。">
所以，康有为和北洋时期的秩序想象都落入抽象。前者外在于世界，因为中国并无法依凭（即使是改造过的）传统资源给出可行的现代世界秩序；后者则外在于中国，因为它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自身，从而无法引领中国完成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普遍理想失败了，而北洋时期的（多元主义）普遍理想继续运动，经历了艰难的国家建构过程，终外化为一个特殊国家，即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但此时所依凭的理想仍无法为中国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满足古典帝国所遗留下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冲动，从而无法在一个足够大的格局下理解内地与边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