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2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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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以下关于这场朝觐的描述,基本转引自张亚辉《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中的空间与礼仪》,《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以及张亚辉《宫廷与寺院——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承德包括三个中心,分别是由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组成的藏传佛教中心,由热河文庙构成的儒教中心,以及由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里的宫殿区)构成的帝王中心。乾隆在热河行宫里面宴请班禅时,共同参加的还有蒙古与回部诸藩的要人甚至朝鲜使臣等,宴会本身呈现的是超越于各种宗教、藩属之上的普遍皇权,这是皇帝的公共性一面,班禅在此场景下等同于皇帝属下的一个藩王。而在皇帝到须弥福寿之庙熬茶<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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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熬茶系指喇嘛教中基于施主-福田关系的布施行为。">
时,皇帝的私人性一面开始浮现,班禅是皇帝的密教导师。但是在这个场景中,一位皇子阿哥扮演起皇帝应该扮演的施主角色,皇帝本人则在整个仪式中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除了在仪式最后接受班禅的哈达,一无所为。从仪式本身来说,是阿哥们与班禅结成了施主-福田关系;而从仪式目的上讲,又是希望这一关系能够体现在皇帝与班禅之间。
这样一种皇帝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场景设计非常巧妙,相较于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关系安排,后者呈现得更多的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二分的二元属性,乾隆的安排(尤其是在其私人空间中的安排)才更加自觉地呈现出帝国的二阶属性。二阶属性显然比二元属性有着更强的有机统一性。<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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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二阶属性是指两者处在一种相互的结构性关系当中,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有机联系;二元属性则是指两者不同,但并不必然包含着有机联系。">
这是对中国的帝国性的一个绝佳隐喻——大清是个超越于其诸多构成部分之上的体系,体系本身既是有主体性的,又是去主体性的。其主体性体现于,作为整体的帝国有其统一的精神表达,这具象化在皇权上;其去主体性体现于,体系内部诸种精神秩序共存,没有哪个精神秩序对其他精神秩序拥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历史作为一部体系史的意义,于此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