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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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4.朴学与实学的精神逻辑

大清继承大明的理想，将理学规定为帝国的官方学说。相应地，理学建制化所致的制度性专权在大清也达到极致。这带来了治理的绩效，康雍乾盛世延续百余年；也带来思想的控制，盛世中伴随着各种文字狱，乃至人们在文字言谈中要做各种自我审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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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王汎森先生对此做过大量的细致研究。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于是，大清的思想运动转向工于考据的朴学。

朴学通过对于古典文献的考据，通过对于字词句义的分析与把握，谴责宋儒的“理”并无古典根基，并重新肯定“礼”的重要性。但朴学大师们所思考的并不是汉儒所关注的内含谶纬的“礼”，而是用以构建人际关系之行为规则的“礼”。大清的思想控制，反倒使得一种关注程序正义的精神要素浮现了出来；同时，个体的价值也因此在程序当中获得关注，以至清代朴学大师戴震在晚年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

由朴学的兴起，反观宋代以来的思想史变化，可发掘出其内在精神逻辑的一条线索。印刷术在北宋大规模使用以来，文化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君主可与民间结盟，但同时也会改变民间的社会组织机制，乡绅阶层在此过程中崛起。通过宋代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政府与民间在效果与意图上相向的两种努力。一方面，君主制下帝国的观念统一得以推进，包括从北宋开始的禁绝淫祀的各种努力——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民间也形成了新的用以约制君主的组织机制，乡绅遵守的严格的族规乡约，便是其组织力量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理学之下乡村宗族组织的顽固性与不通融性，才带来其组织能力，从而让社会获得力量，可以对集权秩序的制度性专权形成某种制衡。倘若宗族组织可以任意通融，则面对集权秩序的压力时，地方无法自我组织，从而无力抗拒。戴震所痛斥的“以理杀人”，很可能是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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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与清教自治共同体的内部严格纪律相类似。人们经常说是清教带来了现代的自由，但若仔细辨析的话，会发现，清教所带来的自由是政治层面的自由，其另一面便是社会层面自治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专制。正因为社会层面的专制，才带来了社会足够强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够抗拒政治层面对于社会的专制企图。一旦在社会层面上的这种专制没有了，个体确实会在一般行为上感觉更自由，却不得不面临政治专制这种更可怕的风险。社会专制与政治专制的区别之一在于，面对前者，个体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它；面对后者，个体用脚投票的成本则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