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第2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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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社会下必会生成庞大的一体化帝国，促成更大规模市场的形成，这是自生秩序的一个自然结果与其扩展需求；而帝国内部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存在，是自生秩序的微观组织基础，没有它，则帝国将堕入专制。更准确地说，个体自由的扩展与自觉，需要在市场中才得完成，市场本身必须是一体化的、大规模的，这种扩展才有效率，所以国家带来的大规模统一是个人自由得以展开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时国家又构成了个人自由的一个威胁者，于是自治的民间共同体又成为自由的一个基本守护者。
在宋代，因此形成了发达的文化与社会自由。对应地，其所依凭的观念结构是理学，理学在不被官方所喜的宋代，构成了对于君主的外部制约；但是到了明代，理学建制化了，建制化的理学反过来直接取消了市场的自由空间，于是反倒出现了对于自由的压制。不过，只要时间足够长，精神的运动逻辑就会走向悖反。晚明时期心学出现，这是对已经建制化的理学的悖反，构成了晚明自由经济的一个伦理基础。问题是，心学只带来对秩序的解构，却不带来建构；当时的社会若要秩序建构便脱不开理学的基础，但是盛行的舆论风向又在对抗着理学，于是国家出现了精神层面的分裂，帝国终于在各种冲击之下崩溃。从而，到了清代，方才转向朴学，人们力图重新寻找对于君主的约束以及为个人确立空间，而又不会触及秩序本身。士人们尝试要重建“礼治”，以协调“文”与“质”的关系，从质朴的日用伦常中发现“礼”的功能。<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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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94页。此书对于中原士林在明清转换当中所经历的极为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变化，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
到了清中期之后，大清像此前的长寿帝国一样，已经过了其巅峰期，帝国内部一系列隐忧逐渐浮现出来；但大清所面临的隐忧与此前的帝国则颇有些不一样。对内而言，大清达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普遍性，将汉满蒙回藏统统纳入治下，又接受了儒学的官方地位，帝国内部的多元性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的复杂性便也是前所未有的；对外而言，西方人的特殊能力已经呈现在帝国的眼前，这是与历史上所面对的外夷明显不同的一群人，传统的羁縻之术看起来已是不顶用了。一批担心于这些隐忧的有识之士认为，宋明理学所依从的古文经学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未曾出现过的问题，必须开新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因此，到了清中期之后，在朴学的背景下，今文经学开始兴起。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对待经典的方式上有很大区别，古文经学以《春秋》为史，为记事之书；而今文经学以《春秋》为经，为治事之书。古文经学坚持孔子“述而不作”，六经不过是对于先王之制的记载，突出了周公的集大成者地位；今文经学（主要是廖平、康有为）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春秋》并非记事之书，而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孔子，而非周公，才是儒学的集大成者。<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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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98—500页。">
可以看出，古文经学的基本取向在于绍述古人，其对孔子的定位也不过是对于传统的叙述与整理者。古文经学力图在超越于所有人的传统的框架下，保持住既存的秩序，抑制在上者的好大喜功以免其残民，抑制在下者的贪欲以免天下失序；其代价则是，对传统的过于坚持，导致面对变局难于应对。今文经学的基本取向则在于全面创新，其对孔子的定位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今文经学力图通过创制打开全新的局面，通过对意义与价值的重新确立，开创出一个系统性的新秩序，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其内在危险则是难以对在上者的野心进行抑制，难以维持能够约束在下者之贪欲的礼法秩序。有识之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已隐隐在路上，故而力图推动社会的革新，开启了对于今文经学的复兴。
但是朴学与今文经学的进展最终都遭遇到了一种极限。对于平民社会的普遍帝国来说，其制度外化最终必须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程序正义，才能用一个普遍的秩序容纳所有的个体特殊性。这种程序正义的充分展开，还是需要现代法律技术的进入，而儒学已达其极限，无法提供这样一种技术了，但儒学新的精神运动已经为该技术的引入提供了精神前提。西方新观念的进入，提供了平民社会下自生秩序扩展的规则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法律观念也是为中国准备的，它也是中国的；一如韩愈曾经极力排佛，但实际上其排佛时的问题意识已经被佛教所规定，又过了两个世纪佛教就已彻底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西方的法律观念也必会经历这样一种内化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