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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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必定依托于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能够存活的传统产业一定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被重构过的，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进入市场的渠道。互联网压缩掉了时间与空间，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正在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重构各种产业的逻辑，重新定义着成本，重新定义着竞争力；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抑，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可能在实质上扭转趋势。各种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获得了新的“形式因”，那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无疑是美国，就规模而言，美国也有优势，但最有优势的无疑是中国，这进一步地锁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国家。截至2016年，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不是无原因的。

中国的经济创新与转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网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是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其内部本身便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更是无法被简单地计划，小国在可计划性上还大于大国。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其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对其商业前景及财产安全性形成稳定预期，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而这个规则平台本身，也要在互联网式的分布式过程中，逐渐地演化出更适合动态需求的规则秩序；这意味着，初始的规则平台本身就需要有一种开放性，以便容纳规则演化的过程，否则初始平台会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被人遗忘。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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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有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于是社会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们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让采矿业和冶金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创新部门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特的“利润”概念<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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