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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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在熊彼特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通常所说的超额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依照他的理论，日常状态下的经济循环，每一个支出，都为一个收入所补偿，每一个收入，也都对应着一个支出；在这循环过程中，通常所说的“利润”只不过是包括出资人在内广义经营者的劳动所得，并不是经济循环中真正被创造出来的部分。这是经济的一种稳态均衡，但也是没有发展的状态。所谓经济发展，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他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购买力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中抽出，或者是通过信贷手段而创造出新的购买力，从而打破原来稳态的均衡循环，企业家也在此过程中真正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因为这是在日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凭空创造出的、不会被支出所抵消的收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经济在此过程中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循环，便出现了繁荣周期。随着竞争的展开，其他企业开始学习该企业家的创新，于是利润逐渐弥散掉，社会再次进入一种稳态均衡，经济进入一种萧条周期，但是社会的总财富变大了；下一次的创新，会让社会再次进入繁荣周期。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波动式的过程当中展开。可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以及政治与社会动荡，则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中心、边缘”的格局下，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这些国家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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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中间还有过一段插曲，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在60年代以来，基于日本“雁阵模式”的拉动，发展起中低端制造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是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低端制造业又向中国转移，东南亚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东南亚国家，此前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城，制造业的转移让他们丧失了就业机会，却又不愿回到乡下，而东南亚国家也未曾来得及演化出更加成熟的政治结构以应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果就导致了之后频繁的社会运动。直到中国经济演化为供应链网络模式，供应链反向扩张回东南亚，才让这些国家再度进入相对良性的社会状态。">
但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在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因此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轮创新经济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因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苏，被前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称为“失业型复苏”，尚属有力的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从宏观数据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据统计，排在美国前1%家庭的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1976到2007年间，从8.9%上升到23.5%。<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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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引自［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刘念、蒋宗强、孙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9页。
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谈到过，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保守力量如何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来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社会，两者保持着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但两种“主义”得以良性均衡，以经济发展在本国有普惠性为前提，当下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问题，其普惠性不发生在本国，于是政治对冲手段的结果便走上了一条扭曲化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