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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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对冲经济的过程典型地呈现了这种扭曲性。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佳，政府便推动早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就成立了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旨在帮助穷人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帮助这些低收入者获得次级贷款；“两房”则将这些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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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欧洲还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这里包含着严重的政策风险与道德风险，并使得欧元区内部逐渐产生严重的失衡。这些风险，叠加于欧洲购买“两房”债券的风险，再加上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其长期经济形势不被看好，终于让欧洲陷入比美国更加糟糕的经济危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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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秩序失衡有着很深的关联。朱小平和拉詹的著作都对这种深层次的机理有过很精到的分析。参见朱小平《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新星出版社，2009年；［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拉詹在书中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更复杂的三重“断层线”：第一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战胜了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重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第三重是英美的合约基础上的透明、公平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融资，导致了风险的传导，使得两种体系各自的内在防范机制失效。">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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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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