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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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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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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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张笑宇博士在与笔者就罗德里克此书进行的讨论中,将“不可能三角”做了另一种表达:资本自由流动、主权国家能力、阶级矛盾,这三个目标,除非在一个普遍帝国体制之下,否则只能同时解决其中两个。这种表达与罗德里克异曲同工。">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因为任何一个要素的调整,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均衡关系,它会在第三要素方面产生非预期后果。“不可能三角”因此也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内在关联。
要同时有效调控这三个要素,除非是建立起一个普遍帝国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单位合一化,届时也就无所谓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之别了,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欲的。罗德里克谈到,普遍帝国的方案(他称之为“全球性治理”)是选择民主制度和超级全球化而放弃国家主权,但其合理性很成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即便这一规则是由民主方案产生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全球性治理只能是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行动能力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负起治理的责任。<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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