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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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流民问题在世界市场这个背景下获得了解决，与此相应的是第三世界更严重的流民化。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成本控制能力，使其低成本制成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在非洲国家最偏远的地摊上。<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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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笔者曾在非洲国家的偏远地摊上见到当地人在贩卖中国生产的书包、拖鞋等，这意味着这些低技术含量、低价值的产品从中国运过来也比本地生产要更划算，这是极具深意的现象。">东南亚被整合到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当中，另当别论。原本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努力的第三世界诸国，遇到了无法应对的挑战，其工业多半失败；而其社会结构在努力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改变，进城的人无法获得就业，又不愿再回到乡下去，传统乡村的基层社会也遭遇着更大的冲击；经济上的一系列困境更令财政陷于困窘，国家能力大幅下降，秩序开始溃败。实际上，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它们的工业化努力本来也很有可能失败，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但当下的失败，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便更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流民化。这在有些地方会令国家陷入毒品经济、黑帮经济，有些地方还会再叠加上“文明的冲突”中各种宗教性的动员效应，导致今天世界上的一系列动荡。
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中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特殊的责任。作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性的，倘若中国放任无视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这些外部效应，则第三世界的流民也必将反噬中国自身，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严重受损，中国内部也可能遭遇到特殊困境。因此，世界主义的精神转向也成为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须，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便到了一个必须被突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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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
世界主义的转向，需要我们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走向的可能性有所判断。现代世界秩序的拓展是在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下展开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正面临着挑战。这至少有两方面意涵。
第一，清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因为，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其宗教责任。这样一种“努力挣又努力节俭”的生活态度，使得其利润积累效率非常之高，远非其他宗教信徒的经济活动可比，也使得其生产远远大于消费。因此，清教经济伦理高超的经济效率，以非清教的外部市场为前提。一旦这个市场被填满，便需继续开发新的市场，否则理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将难以维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了后冷战时代，外部市场逐渐被开拓完毕，这意味着依从清教伦理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第二，清教伦理强调了犹太一神教的传统，对此岸世界进行了彻底的祛魅。此岸世界的各种价值都被均质化，彻底地消弭掉了天主教中曾经很重视的等级责任伦理。于是，所有人都要同等地参与竞争，所有人都要服从同样的成败标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清教视其为被上帝抛弃的标志，而非外在条件不济所致。这同样推动了清教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其效率超过了其他经济体，最终使得其发展起的资本秩序涵盖了所有经济体，并将许多非清教的地方置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面对那些竞争失败的人群的悲惨状况，简单地用“被上帝抛弃”来解释，在伦理上是很有欠缺的，这带来一种“伦理成本”，但这种欠缺在清教经济伦理内部是无法弥补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